論語講要
子路第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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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講要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為政之道。孔子答以「先之勞之」。先之，為政者自己先行，以身作則。勞之，教民勤勞。禹王治水，跋山、涉水、泥行，艱苦備嘗，即是以身作則。有道的人辦政治，必定教民勤勞。禮記禮運篇說：「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即是勤勞的理論依據。 子路請益，孔子答以「無倦」。請益，即是請孔子加以說明。顏淵篇顏子請問其目，也是請益的意思。無倦，即是先之勞之，永不懈怠。
仲弓為季氏的邑宰，因此請問為政之道。孔子答復仲弓：「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是邑宰之下各司其事的群屬。辦政治，必須先分配有司的職務，使其職掌分明，辦事有序。赦小過，人民有小過失，可以饒恕。諸注以赦小過為赦有司的小過，恐非經義。賢才是有德有能的人，要特別舉用他，始能將政治辦得好。 仲弓又問：「焉知賢才而舉之？」問意是如何知道賢才。孔子說，舉你所知。你所不知，但有他人知道，「人其舍諸」，他人豈捨之乎。意思是他人會推薦給你。 為政在人，所以仲弓問政的意義歸結在舉賢才。
衛君是指衛靈公的孫子出公輒。輒的父親蒯聵是靈公的太子，因罪逃往國外，靈公卒，由輒繼為衛君。後來蒯聵回國，取得君位，輒則出奔，因此稱為出公輒。 據左傳記載，蒯聵在魯定公十四年、因恥其母南子淫亂，涉嫌想殺南子，奔往宋國。魯哀公二年春，衛靈公有意立公子郢為太子，郢辭之。同年夏，靈公卒，南子命公子郢繼位，郢再堅辭，遂立蒯聵之子輒為衛君。是年六月，晉國的趙鞅助聵返衛國戚邑。魯哀公三年春，衛石曼姑等帥師圍戚。歷史家稱他們父子爭國。其實是否出於父子本意還是疑問。此後蒯聵一直居在戚邑。至魯哀公十五年冬，聵與渾良夫等潛入衛家，挾持孔悝，強迫與之結盟，聵遂立為莊公。明年春，輒出奔。 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於魯哀公六年自楚返衛，時在衛君出公輒四年。當時孔子弟子高柴、子路等皆仕於衛。世家在孔子返衛的第二年記載：「衛君欲得孔子為政」，下文即舉「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這一章。 子路問孔子，衛君輒待夫子去輔助他治國，不知夫子將以何事為先。 孔子答以「必也正名乎」，未表示其他的意見。 正名的意思，馬融以為「正百事之名」，鄭康成以為「正書字」，史記以及宋儒以來的學者，大都主張正聵、輒父子之名分。但如解釋正父子之名，則聵為父，應該繼位為君，輒為子，應該退讓。然而輒雖為子，事實上繼位已久，何況靈公在世時已不視聵為太子，而有意立輒。諸注對此問題之解決，雖然所論都持之有故，但是否合乎孔子的意思，頗值得懷疑。 子路不以正名為是，所以說：「有是哉」，接之便指孔子的話為迂闊。他的意思是衛君輒在位已久，繼續作君即可，「奚其正」，何必正名。 孔子糾正子路說：「野哉由也」，野字不能解釋為鄙俗，應依孔安國注：「猶不達也」，不達就是對某事不明白，所以下句便說：「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君子對於自己所不明白的事情，便須「蓋闕」不說。 下面是孔子為子路解釋必須正名的道理： 名不正，名與事實不相符，則言語錯誤，不能順理成章。言不順，則辦事不能成功。辦普通事猶不成功，何況推行禮樂教化之事。治國必須以禮樂來教化。普通事辦不成，一切雜亂無章，則禮樂更不能興起。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即是刑罰用之不當。刑罰不中，則人民感覺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這就天下大亂了。 最後是結語：所以，君子用一個名詞，必使恰如事實，能以順理的說得出來。能順理的說得出來，必能行得通。君子說話不能隨便。
稼是種五穀。圃是種菜蔬。 樊遲請學稼，又請學為圃，孔子不答復，只說「吾不如老農」，「吾不如老圃」而已。 待樊遲出去後，孔子為其餘的弟子說明不用學稼的道理。 「小人哉，樊須也」，這裡的小人，不是褒貶之辭，是指種五穀、治園圃種菜蔬而言，這些都是小人之事。所以小人是老農老圃的稱謂。 在孔子時，政治不好，禮樂行不通，樊遲請學稼圃，意思是在諷勸孔子教民稼穡，這樣對於民生也有益處。但孔子不以為然，而以辦政治為重要，所以解釋，在上位的人好禮，民眾就不敢不敬，在上位的人好義，民眾就不敢不服從，在上位的人好信，民眾就不敢不用情。情是情實，用情，是以誠實相待。在上位的為政者能夠如此，四方之民自然襁負其子而來歸。何用自己耕稼。襁負是用布將小兒束負於背上。 「焉用稼」，是孔子勉勵弟子們要研究修己安人的大學問，要致力於治國平天下的大事業，不要分心去種穀種菜，因為種穀種菜的事情自有農業專家如老農老圃去作。而且農業是否振興，要看政治是否改善，如果政治不好，則農業以及工商等業都興不起來。所以改善政治實為發展農業的先決條件。由此可知，「焉用稼」一語並非忽視農人與農業。孟子滕文公篇辯論許子並耕之非，可以參考。
誦詩三百，就是現在詩經裡的三百零五篇詩。三百是舉其整數而言。孔子以為，讀了三百多篇詩，應該會辦政治，會辦外交，如果把政事交給他，而他不能通達，派他到國外辦事，在辭令方面，又不能專對，讀詩雖多，又有何用。 毛詩序說：「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漢書藝文志說：「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這都足以說明詩能通達政事的道理。 季氏篇記孔子的話說，「不學詩，無以言」，會詩，便會言語，用於外交，可以獨自隨機應對，達成使命。專對的意義，古注舉莊公十九年公羊傳說：「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
其字，指的是當政的人。當政者本身行得正，辦一切事都合規矩，自然能獲民眾擁護。所以說不令而行。但如當政的人本身行得不正，雖下命令，民眾也不會服從。 皇疏：「其身正。如直形而影自直。其身不正。如曲表而求直影，影終不直也。」 顏淵篇孔子曾說：「政者正也。」本篇除此章外，又有「苟正其身」一章。足見政治領袖以本身守正為重要。
魯是周公的封國，衛是康叔的封國，在周公兄弟九人中，康叔與周公最親密，如左傳定公六年，衛公叔文子說：「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 集解包注，周公康叔既為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 皇疏，在周公初時，二國風化俱治如兄弟，至周末，二國風化俱惡，亦如兄弟。 朱子集注，魯、衛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歎之。 以上三種解釋，可以並存參考。
古注魯哀公的庶子也稱公子荊，因此，這裡用一衛字來區別。 孔子稱讚衛國的公子荊善居室。依皇疏，善字作能字講，即是能治其家而不奢侈的意思。 諸侯之子除繼承君位稱為世子者外，其餘皆稱公子。衛公子荊少居宮中，成年之後，結婚成家，父君給他一處采地，由他治理自己的家室，開始只有一些必需的用具，叫做「始有」，後來略有增加，叫做「少有」，後又因為積蓄更多，再為增加，叫做「富有」。他在始有時說「苟合矣」，在少有時說「苟完矣」，在富有時說「苟美矣」。這三個苟字作苟且講，或作誠字講，都不很恰當，依王引之經傳釋詞，作但字講較好，但字更能顯示滿足的語氣，例如周易繫辭傳說「苟錯諸地而可矣」，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其中的苟字都作但字講，表示如此即可的意思。苟合矣的合字，依俞氏群經平議，與給字通用，給的意義是足，始有即感滿足，後來苟完、苟美，完是完備，美是美好，隨時都感滿足。這樣解釋，更合乎經義。 貪求財富，永遠不能滿足，這是一般人的通病。衛公子荊處處知足，這是他的美德，所以孔子稱讚他。
孔子到衛國，冉有替孔子御車。孔子一看衛國有很多人民，便說「庶矣哉。」庶即是眾多之義。 人民眾多，就政治說，那是好事。如禮記大學說：「財散則民聚。」反之，如禮記檀弓說：「苛政猛於虎」，便不能多聚人民。 冉有一聽孔子稱衛國人多，便想了解為政之道如何好上加好，所以問：「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說：「富之。」要使人民富足。冉有再問：「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以為，人民富了，就要受教育，所以說：「教之。」 孔子在這裡只提示先富民後教民。如何富民，則需治國者本於仁政因時因地而制宜。至於教民，自以五倫教育為根本。孔子祖述堯舜，堯帝教民就是教以人倫，孟子滕文公篇說得很詳細。
期月，古注皆作一周年解釋，期音基。 孔子假設，如有人聘用他去治國，他預定一年可以治理就緒，三年便有成就。 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這是孔子居在衛國時，有感而發。當時衛靈公已老，怠於政事，不能用孔子，孔子喟歎，說了這幾句話。 世家「期月」作「
善人治國一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這兩句是成語。誠哉是言也。這是孔子稱讚的話。 集解王注，勝殘，是勝殘暴之人，使不為惡。去殺，是不用刑殺。 在孔子時代，各國大都很亂，弒父弒君，或者出兵攻伐，都是殘暴殺戮，惡習難除，最好是有聖人出來轉惡為善，不得聖人，但有善人出來治理一個國家，逐漸改善也好。善人為邦百年兩句成語，切中時弊。所以孔子說，誠哉是言。
集解，孔安國注：「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三十年為一世，如有王者接受天命，施行仁政，必須三十年而後成功。 王者受命治理衰世，一則必須解決民生問題，一則必須實施道德教育，使人民身心皆安，兩者皆非短時期能奏其功，所以必須三十年。
皇疏：「苟，誠也。」誠能正其本身，則從事政治，何難之有。本身如不能正，如何正人。 前有「其身正」一章，與此大致相同。
冉子即是冉有，此時為季氏的家宰。退朝，諸注大都依鄭康成說，從季氏家中回來，即退於季氏私朝，非退於魯君公朝。 孔子見冉有回來較晚，便問「何晏也？」冉有對曰：「有政。」孔子曰：「其事也。」古注其字即指季氏。「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此意是如果有政，國君雖不用我，但以我是國家的老者，仍得參與聞之。 劉氏正義引鄭康成注：「君之教令為政，臣之教令為事」，並揆鄭注之意，以政為公，以事為私，所以孔子辨別政與事，有正名定分的意思。 竹氏會箋說：冉子所議實是國政，不是家事，有政亦是據實而對，但季氏專於魯政，不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則雖政亦事也。
「一言而可以興邦」，這是成語，魯定公懷疑，一句話有這樣大的功用嗎。所以他問孔子：「有之歟？」 孔子對定公說：「言不可以若是」，一句話就把國家興起來，大概不如此，但是「其幾也。」幾字當近字講，較好。雖不能說一言興邦，然說一句有道理的話，可與興邦接近。例如有人曾說：「為君難，為臣不易。」為君，為臣，都不是為自己，而是為國家辦理大事，所以難為。如果為君者深知為君之難，而能慎重其事，則「為君難」這一言雖不立即興邦，但也就近於興邦了。 定公又問：「一言而喪邦，有諸？」一言喪邦，也是成語。孔子答意相同，舉例則略有分別。例如有人曾說：「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此意是，我當國君唯一的樂趣，就是我所說的話無人敢違背。孔子舉例後，再加以辨別。國君說的話，如果是善，也就是有道理，無人敢違，那當然很好，如果不善，而無人敢違，那樣，雖然不會馬上就亡國，但已接近亡國了。 言為心聲，孔子解答魯定公這兩個問題，其實就是指明為政者有知難敬事之心，要有去驕納諫之心。
葉，音攝，原為一小國，後屬於楚，由葉公治理。葉公是楚大夫沈諸梁，字子高。 葉公問政，孔子答復，為政之道，要使近者歡悅，遠者來歸。近者是本國人，遠者是外國人，為政而能使近悅遠來，必是施行仁政，感召國內外人民。 梁章鉅論語旁證，引徐氏纘高曰：楚疲其民，以蠶食中國，夫子因葉公之問以止之。 竹氏會箋說：是時楚國數度伐蔡，又與吳爭陳，二國近楚苦兵，故夫子言，楚欲為政于天下，自近始。諷以恤小愛鄰之仁也。
莒父的父，音甫，春秋大事表說，這是魯國人的語音，如梁父，亢父，單父。鄭康成注：「舊說，莒父，魯下邑。」 子夏當莒父的邑宰，向孔子請示政事。孔子告訴他：「無欲速」，不要求其速成，「無見小利」，不要著眼於小利益。因為，欲速反而不達，見小利，則不能成就大事。 欲速不達，喻如治病服藥，不能將幾次的分量併為一次服下去，而且三分服藥，七分調養，欲速則不能治愈。小利妨礙大事，喻如講求霸業，則不能成就王道。
直躬，據經典釋文引鄭康成注，直是正直的人，躬是這人的名字，鄭本躬作弓。淮南子汜論訓高誘注，直躬是楚國葉縣人。攘，說文：「推也。从手，襄聲。」段注引曲禮鄭注：「攘，古讓字。」後來作奪取之義講。又引論語此處之義說：「因其自來而取，曰攘。」 楚大夫葉公語孔子：「我鄉有一個直人，其名為躬，他的父親攘人的羊，他去證明。」 父攘羊，子證之，據周生烈注，邢昺疏，羊來直躬家中，直躬之父取之。皇侃疏，子告訴失羊主人，證明父親盜羊。 孔子卻說：「我鄉的直人與此不同，父替子隱瞞，子替父隱瞞，直就在這父子互為隱瞞之中。」 證父攘羊，事雖直，但違背天倫之理，其中有詐，實不可取。父子相隱，出於天然，事雖屈，而理至直，所以孔子說：「直在其中矣。」 皇疏：「父子天性率由，自然至情。若不知相隱，則人倫之義絕矣。」又：「范甯曰，夫所謂直者，以不失其道也。若父子不相隱諱，則傷教破義，長不孝之風，焉以為直哉。今王法則許期親以上得相為隱，不問其罪。蓋合先王之典章。」昔日法律依禮而制定，即在維護人倫常道。合乎倫常之直是為有道之直。背棄倫常之直，其直詭譎，而不可信。
恭敬二字，依說文，都當肅字講，此處應該稍有分別。竹氏會箋說，尚書無逸篇，疏引鄭注，恭在貌，敬在心。劉氏正義引漢書五行志，內曰恭，外曰敬。論語此章從五行志解釋比較好。 樊遲問仁，孔子答以居處恭三句。居是安居時，恭是心裡保持恭肅。仁人必先誠於中，然後辦事始能形於外，所以安居無事時要存恭肅之心。執事敬，辦事篤實，毫不苟且。與人忠，待人忠誠，決不欺騙。這三者是為人之道，雖到文化落後的夷狄之地，也不可捨棄。 前篇顏淵問仁，孔子答，克己復禮為仁。而為仁的條目則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些條目都難實行。此章恭敬忠，比較容易學，學到了，就是仁。
子貢在孔門中，長於言語，他問的事情，往往問在此而意在彼。此問，怎樣才可以稱為士。孔子答，「行己有恥」，一己的行為，要有羞恥心來約束，「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出使外國，能完成外交任務，不使君命受辱，如此，「可謂士矣」。 子貢請問次一等。孔子說，宗族的人稱他是孝子，鄉里的人稱他能行弟道。 子貢請問再次一等。孔子答，「言必信，行必果」，說話，必守信不移，做事，必堅持到底，「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這是不能變通的小人，硜硜然，像石頭那樣堅實，然而亦可以為再次一等的士。小人不比大人，大人如孟子離婁篇所說，「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小人必信必果，而不與義配合，則不免於流弊，所以更次一等。但在春秋時代，世襲的卿大夫，或弒君，或弒父，連這樣的小人也比不上。 子貢原來問士，以及一再的敢問其次，最後始問今之從政的人何如，也就是問那時候的士大夫何如，這才是他所問的本意。 孔子說：「噫」，歎息，「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小器之人何能入算。 筲，鄭注竹器，容一斗二升。斗與筲容量都很小，以此比喻一個人的器識淺陋。孔子時代的諸大夫就是斗筲之人。
中行，注重的是中字，中就是中庸之道，簡說就如孟子盡心篇的「中道」，中行就是依中庸之道而行，無過，亦無不及。「與之」的「與」字，竹氏會箋以為即與「可與共學，可與適道」的「與」字同義。邢疏：「中行，行能得其中者也。言既不得中行之人而與之同處，必也得狂狷之人可也。」 孔子以為，中行之人得不到，只有取狂者狷者而與之。狂者進取，包注，狂者進取於善道。狷者有所不為也，包注，狷者守節無為。 狂狷兩者都不合乎中道，但狂者有進取心，狷者不為不善之事，都是可取的人才。
此章大意在說恒心的重要，先是孔子舉南方人的兩句成語，稱其為善，次就周易恒卦九三爻辭，顯示無恒之人一事無成，你替他占卜也不靈，譬如你剛替他占卜某事，轉眼之間，他又改變主意，這種心意不定的人，占之無用，所以孔子說不用占。 「巫醫」，皇疏以巫是接事鬼神的人，醫是為人治病的醫生。清儒毛西河、俞曲園等，認為應據禮記緇衣篇，當作「卜筮」講，可與下文「不占」的意思相貫。禮記緇衣：「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皇疏以為這是南方人原有的兩種說法，所以孔子兩次稱說，而禮記、論語也各有所記錄。以上各注，毛氏等意見可從。 「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集解鄭注：「言巫醫不能治無常之人。」皇疏又引衛瓘解釋：「無恒之人乃不可以為巫醫。」鄭注將下句解為另一人，較好。衛注之意，無恆的人，不可以作巫醫。鄭注之意，巫醫治不好無恆的人。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集解孔安國注：「此易恒卦之辭，言德無常，則羞辱承之。」周易集解引荀爽說：「意無所定，故不恒其德。」此二句是周易恆卦九三爻辭。孔、荀二注之意。心意不定，是為其德不恆。心意無常的人，則常承受羞辱。「或承之羞」的「或」字，皇疏引毛詩及老子古注，作「常」字講。 「子曰：不占而已矣」，集解鄭注，易經所以占吉凶，無恒之人，易所不占。
君子與人相處，和平忍讓，而其見解卓越，與眾不同。小人所見平庸，與眾相同，而其爭利之心特別強，不能與人和諧辦事，但能擾亂他人而已。 左傳昭公二十年，齊國晏子為齊君辨別和同二字之異，和如五味調和，五聲相成，同則單調，只是一聲一味之同，不與他聲他味相調和，如此，食之無味，聽之無趣。晏子的解釋，可為此章注解重要的參考。
子貢問孔子，假使有一個人，一鄉之人都喜好他，則此人何如。孔子說，未必即可相信他是好人。子貢又問，一鄉之人都厭惡他，則此人何如。孔子說，未必即可相信他是壞人。孔子不待子貢再問，就加以解釋，與其泛隨鄉人好之惡之，不如親自觀察，鄉人之中的善人喜好他，惡人厭惡他，然後相信他是好人，比較可靠。
說字，古注同悅字。另有一義，即當說話的說字講。 君子容易事奉，而難以取悅。因為取悅君子而不合道理，君子不悅，所以難悅。至於君子用人，則量其能力而器使，無求完備，故易事奉。 小人容易取悅，而難以事奉。因為取悅小人雖不合道理，小人也會喜悅，所以易悅。至於小人用人，則是求全責備，故難事奉。 毛西河論語稽求篇，認為漢儒另有一解，說字當言說之義講。他引先聽齋講錄說：「君子厚重緘默，不輕說人長短。苟于義分不宜說，有相對終日不出一字者，似乎深沈不可測。而使人平易，絕無苛求。小人相對喋喋然，議論蠭發，非義分所當說亦說之。而一經使人，便苛求不已。」 程氏樹德論語集釋案語，說字疑當作言說或游說。他說，皇本於論語所有說字多從心作悅，獨此章不改，毛氏此說似可從。但翟灝四書考異認為，說與事對待反覆，如讀說字為言說音，則甚不融洽。 此章說字講解可以兩義並存，讀音可讀為悅。
泰字，何晏當縱泰講。縱字有舒緩、放縱等義，也就是沒有拘束的意思。驕是驕矜、傲慢。 君子心中沒有拘束，對人則不傲慢。小人與君子相反。 程氏集釋取李塨論語傳注，很好。李注：「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何其舒泰，而安得驕。小人矜己傲物，惟恐失尊，何其驕侈，而安得泰。」 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三句，是堯曰篇裡孔子答子張的話，李氏引來解釋此章，是謂以經注經，自得確解。
剛，依鄭注，是剛強不屈的意思。集解王肅注，毅是果敢，木是質樸無華，訥是言語遲鈍。 中庸說：「力行近乎仁」，劉氏正義以力行即謂剛毅。學而篇：「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洪邁容齋隨筆說：「剛毅者必不能令色，木訥者必不為巧言。」 仁字的含義太廣，學仁不容易，剛毅木訥與仁相近，可由這四者學起。
子路問，怎樣才稱為士。孔子答復：「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劉氏正義以為，孔子的話到此為止，「切切偲偲，怡怡如也」，是當時的習見語，所以孔子概略言之，記論語者恐人不明，便加兩句解釋語：「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集解馬融注：「切切偲偲，相切責之貌。怡怡，和順之貌。」劉氏正義：「鄭注云，切切，勸競貌。勸競，即切責之意。鄭與馬同也。」又說：「凡以物相摩按謂之切。故切有責訓。」 毛詩小雅常棣傳：「兄弟尚恩，熙熙然。朋友以義，切切節節然」。孔穎達疏，切切節節，皆切磋勉勵之貌。孔氏以熙熙當論語怡怡，節節當論語偲偲。劉氏正義說：「朋友相勉，不使為非，其告語節節然有所限制也。」 兄弟屬於天倫，朋友在五倫中是道義結合，所以相處各有其道。了解這個道理，能以敦倫盡分，便是讀書明理之士。
教民，朱子集注：「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 七年，吳氏嘉賓論語說：「古人三載考績，三考而後黜陟，皆中間一年而考，五年則再考，七年則三考，故三年為初，七年為終。」 即戎，集解包注：「即，就也。戎，兵也。言以攻戰。」 善人治理國家，不會窮兵黷武。但受外國侵略，不能不以武力抵抗。所以平時教民，除了道德教育與職業教育外，應有軍事訓練，並以道德教育為主。如此七年之久，一旦有外敵入侵，人民可以當兵衛國。
用沒有受過教育訓練的人民去作戰，是謂拋棄人民。 集解馬注：「言用不習之民，使之攻戰，必破敗，是謂棄之。」 馬注的「不習之民」，似是專指沒有學習戰鬥技能的人民而言。但除習戰以外，應該包括平時的道德教育。因無道德教育做基礎，便無戰鬥意志，作戰也必然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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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而已」之後沒有「可也」二字。論語此章「可也」的「可」字，是指初步的功效而言。孔子從前治理魯國，孔子世家說，三個月即告大治。此就衛國的情形衡量，預計三年有成，到時候，自然使民眾富足，而又受禮樂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