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末廢科舉興學校以來，隨著來的就是廢除讀經。實則科舉是考試取士，學校是培育人才。一個是取，一個是養，有學校之養，不必定廢考試之取。現在不是還有考試院嗎？為什麼有了學校就必得廢除考試取士之常軌？考試的內容與方式可以變，而國家取士之常軌可以不變。
復次，為甚麼有了學校就得廢除讀經？當時廢除讀經尊孔的理由是：孔孟之學在漢以前只是諸子之一，我們現在沒有定尊他的必要，應當還它原來之舊，讓學人自由去研究。這一方面倡導學術自由，思想自由，其理由好像很正大，可是另一方面，就是「拿個人的思想理論」的觀點來看一切學術，這一個觀點是害事的，就是不識大體的。
當然，如果學校是研究學術的機關，自然須讓學人自由研究，人的精力有限，研究其一，不必研究其他。但是學校與研究，不是唯一的標準。如果站在民族國家的立場，認識到立國之本，出之以「謀國以忠」的態度，則學人研究雖可自由，而普遍讀經不必廢除。
縱使退一步，大學廢除，中小學亦當有個辦法（這不是關乎懂不懂的問題。凡是關乎這類性質的事，都不必一定要懂。念佛的人不一定能懂佛理。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同樣，爾愛其懂，我愛其習。）再退一步，縱使整個學校廢除讀經，政府以及有識之士，立於國家之立場，也當該認識儒學文制(文化制度)的意義，而有一個尊孔護持的辦法，這才是謀國以忠，顧及千秋萬世的用心。
可是當時領導社會的思想家、教育家，卻只是拿「個人的思想理論」的觀點來看一切學術，以諸子百家的態度來看儒家及孔子，遂輕輕把含有文制意義的儒學，維持華族生命已經數千年的忠信觀念，一筆勾銷了。這個無識不忠的罪孽，遺害不淺。
實則，漢以前儒家只是諸子百家之一，但不妨礙其本質上的優越性與可尊崇的地位。這不能成為廢除的理由。耶穌的出身，只是個木匠的兒子，可是並不妨礙其為聖人，為創教的教主。我們只能把他看成是個木匠的兒子行嗎？王船山說：「害莫大於浮淺。」真是慨乎言之。
儒學不能看成是個人的思想理論，孔孟不能看成是諸子百家之一。原夫孔子立教的文制根據就是周文。而周文的核心則在親親之殺，尊尊之等。由親親尊尊演變為五倫。親親尊尊與五倫都是文制的。這是經過夏商而至周公制禮才確定。五經中的史料以及道理都在表現這一套。
孔子繼承（述而不作）這一套，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作《春秋》，其中心觀念，就是憑依親親尊尊之文制。文制不是個人的一套思想理論。後來經過孟子道性善、順仁義而直指本心，直向上透，遂開儒學高遠理境之門。經過宋明理學的發展，益臻廣大精微之境。這是屬於儒家學術思想的內容之一面。這一面不必人人皆懂，亦不必人人皆贊成。（實則不贊成只是由於不及。不懂不理可以，若硬要反對，則只是意氣或根本不及）。
但是親親尊尊五倫方面，則人人皆懂，政府維持儒教，尊崇孔子，亦只有從文制方面才得體。不必定要作之君，作之師：既要做皇帝，又要作教主。以前的皇帝雖然專制，但是他們卻懂得這一層。他們不出來爭著作教主。他也要受教，讀聖人書。以朱元璋之威，還能下拜孔子，還能知「孔子萬世師表，豈可以政治分位論」的道理。禁止演聖人戲，也是他規定的。
諸位不信，試看今日。自林語堂編「子見南子」劇本，山東曹州第六中學即演「子見南子」以來，一葉知秋，即可知今日之劫難，並非偶然。此真歷史家所應大書而特書者。政府維持這方面的文制，不算專制，不算極權。破壞這方面的文制，侮辱立教化的聖人的自由，不能隨便有。
總之在人民的現實生活上，文制是否必需？在此，我斷然答之曰：必需。凡是文制都是表示現實生活上的一個常軌；有普遍性，有一般性。民主政治是政治生活的一個常軌，所以民主政治也是今日的一個文制。
西方除科學外，惟賴有民主政治與宗教這兩個文制，才能維持他們生活的常軌。宗教是政治生活外的日常生活中的一個文制，這不能由民主政治來代替，也不能由科學來代替的（科學不是一個文制）。我們也不能拿西方的宗教來代替。耶穌教不能移植到中國的民族性裡而成為日常生活中的一個文制。
我們還得根據我們的文化傳統及聖人來建立文制，作為我們日常生活的方式。文制有普遍性與一般性，這是從社會上一般人民日常生活來作想。不是單獨對某一部分人作想，也不要單從自己的立場作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