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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鏡宙老居士（一八九Ｏ──
一九八五），字鐸民，晚號雁蕩白衣，又號雁蕩老人，是光復初期振興臺灣佛教的重要人物。
老居士早年投入軍政界、新聞界，曾響應辛亥革命，參與國民政府的北伐，由於深受器重，曾任甘肅省財政廳長（兼禁煙局長）、陜西省財政廳長、川康稅區稅務局長、湖南省稅務局長……等職，頗有政績。五十歲左右，由於健康情形每況愈下，才漸漸由政壇淡出，也才開啟修學佛法的因緣。
善根發露 道行益堅
據老居士《咏莪堂文錄》〈我對於太虛大師的新認識〉一文記載，他步入佛門的因緣，是在抗戰伊始，於西蜀避難期間，蒙太虛大師接引的：「某日，謁師於重慶長安寺，欲得《心經》以壓邪，師舉《金剛經合刊本》以贈，歸而讀之，月餘稍通利，竟致掩卷流涕。我之出耶入佛自此始，而大師實我惟一之接引菩薩也。」原本接觸佛典是為了避邪，但朝夕讀誦，卻能漸契其中之妙理，甚而「掩卷流涕」，可見老居士之善根深厚。
朱老的入佛因緣雖為太虛大師的接引，但他的皈依師卻是抗戰結束初期，在廣東韶關南華寺的虛雲老和尚。朱老曾兩度到南華寺，第一次是一九四七年，寺中傳戒，前往隨喜；第二次則是一九四八年，當時他已有出家的念頭，打算在寺中久住了。《中國近現代佛教人物志》記載了朱老第二次到南華寺時，用功修持的神態：「時為農曆四月，天氣炎熱，他隨眾在高低不平的泥地上參跪數小時，汗如雨下，他豎起腰板，支持到底，可見其道心之堅。」又說他當時「穿圓領衣，與僧眾同操作，吃飯時入廚下與飯頭僧同食，儼然一苦行僧矣。」對於一個當時已經年屆耳順，而且曾在政界位居要職的老人而言，為了在解脫道上有所成就，能如此刻苦精進，怎不令人佩服！
創辦臺灣印經處
一九四九年夏季，老居士來到臺灣，棲身在觀音山的凌雲寺中。當時，他眼見臺灣因長期受日本統治，出版事業受到嚴格管控，致使佛經印刷不普遍，學佛者亦幾乎無經可讀，因此便有了創辦印經處的構想。之後，在李子寬居士的協助下，組織了一個董事會，並且通過初步印行的佛經目錄後，臺灣印經處便算成立了。
不過，這個印經處雖有董事會，但實際上卻只有朱老一人主其事，舉凡看版、校對、包紮、付郵，通通由他一手包辦。為了促成這樁利益眾生的美事，初期的印刷經費多由朱老和幾個相知的朋友支應，在無處址、無經費、也無辦事人員的情況下，其艱難可想而知。在《中國近現代佛教人物志》中，紀錄了朱老當時不畏艱苦、戮力成事的一幕：「當時的省府印刷廠，位於臺北的西寧南路。鐸民居住在郊區的觀音山，他為了到印刷廠看樣版及校對，每天早上由凌雲寺步行十里山路，到達通公車的成子寮，再坐上三十多里的汽車始到市區。那時光復未久，路敝車老，行無定時，好不容易上了車，車顛得人在車上像跳舞。晚間回山，再顛一趟，仍要走十里山路。書印好以後，包紮付郵，仍由他一人包辦。」
這樣辛苦地經營，終於逐漸獲得國內緇素各界的響應、支援，不但包書的場地有了著落，經費短缺的窘境也解除了。可貴的是，在印經處的運作步上常軌以後，朱老對於經費運用的流向卻總是交代得清清楚楚。除了每次印書在書後印上收支報告和捐款人姓名之外，每年更有一分〈致各董事書〉，詳細報告一年來經費的收支，印經的數量，結餘的經費、紙張、經書等，由此可見朱老辦事的嚴謹。一九六一年，七十二歲的朱老因為住院養病，而將印經處移交給當時善導寺的住持道安法師，為了向董事及讀者們清楚交代交接的過程及經費的運用，他還在移交的半年後，於《菩提樹》雜誌發表了一篇〈致臺灣印經處各董事及讀者書〉，巨細靡遺地列出各項經費、收據的流向，及印經處內的存書狀況，從中更可見其「敬事」的態度。
翻閱臺灣印經處的歷史，等於是在觀看佛教在臺灣發展的一頁滄桑。從朱老初發心的真誠，及之後為利眾而無畏疲厭的敬慎態度來看，真不愧為無私無我的菩薩真行。
棲心淨土 安詳生西
朱老晚年寓居臺中正覺寺，稟承虛雲老和尚及印光大師之教，於末世人根陋劣之際，以淨土念佛法門為解脫要道，專心修持，自利利他。當時雪公李炳南老居士於臺中弘法，與朱老頗為相知，朱老欽服其品學，嘗以師事之。朱老對雪公所創辦的利生事業總是出錢出力，國內第一所佛教醫院──
菩提醫院，便是在朱老的大力支持下落成啟用。
朱老和雪公之交誼篤厚，深刻地反映在〈雪廬詩文集重印序〉一文中，朱老在其中不但表達了對雪公德學的崇仰，也視雪公為「可託生死」的至交。其云：「予嘗殺螞蟻百數，蟑螂十數，君（雪公）聞之愀然！急為懺悔，其與人為善如是！然頑劣難改，隨懺隨作，最後為追撲一蟑螂而竟自折其腿，報應之速如是，可不懼哉！自惟八六衰年（一九七六年），嬰此重病，當無生理，承君數數臨視，頻餽以參，遂以後事相託：不訃告、不受弔、不用俗樂，火葬後，入塔保存。君慰曰：當不致此；設或不幸，唯命是從。慨自弱冠奔走衣食，八十年間，相識遍天下，而生死可託者，惟君一人而已，能勿感慨係之。」一九八五年，朱老因病住進臺中醫院，臨終前，雪公前往見最後一面，以滿其心願，朱老亦在蓮友助念聲中，安詳生西。
綜觀朱老一生，雖曾於軍政界顯赫一時，然於接觸佛法後，卻能安於平淡，甘心做個修道中人，且為佛教弘護事業犧牲奉獻，不畏艱難，精神實令人感佩。最重要的是，他能遵從祖師教誨，一心修持，且對所犯過失，發露懺悔，此點更是難能可貴。吾人對於護法事業不若老居士投入，在修道上也不及老居士勇猛，在讚嘆、欽敬之餘，怎能不生師法之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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