蕅益大師說：「佛祖聖賢，未有不以逆境為大爐鞲者，佛四聖諦，苦諦居初，又稱八苦為八師。」修行人以苦為師，以逆境為磨鍊心性，成就自身道業及度化眾生的增上緣，所謂「不遭魔難，不成佛道。」
明朝高僧憨山大師五十歲時，因案坐牢八個月，在獄中勸化牢中甚多人歸敬三寶，持齋念佛。也曾被充軍到廣東，因而在當地弘揚佛法，並且復興禪宗 曹溪祖庭。憨山大師自撰的《年譜實錄》，曾敘述他蒙難入獄及充軍的經過如下：
明朝萬曆二十三年，我五十歲。春一月，我從京師回到山東 即墨，隨即遭遇災難。
起初，慈聖太后（明神宗母后），為了頒賜大藏經，派遣使臣到牢山、普陀、峨嵋、蘆芽四山送經。在此之前，皇上（神宗）因為愛惜錢財，向來厭惡皇太后的使臣為佛事請用經費太過頻繁。其中一位使臣來到東海（山東，牢山），他在皇宮曾經因為別的事情偶然觸怒了皇上，將要波及到太后身邊的人，大臣們都感到危機四伏。正好皇宮內有權的宦官又忌恨這位送經使者，想要置他於死地，便趁這個機會先發動攻擊。
於是假借先前那些道士沒有根據的流言，指使東廠（註一）的士兵假扮成道士，敲擊登聞鼓（註二）向朝廷告狀。皇上閱讀狀紙後大怒，下旨逮捕送經使。我因為曾經受賜大藏經於太后，所以也受到牽連。
我聽到消息後，召集僧眾說：「佛為了一個眾生，縱遭三途的痛苦，也不會捨棄。東海這個邊境之地，往常不曾聽聞佛法僧三寶的名稱。如今經過我十二年的教化，連三歲的小孩都知道念佛。至於捨邪歸正的人，家戶村落到處都有。我的心願已經滿足，就是一死又有什麼遺憾呢？只有重修本寺（註三）的願望尚未實現，感到痛心罷了！」
我離開即墨時，城裡的百姓不論老少全都出來含淚送別，可見人心已受感化。到了京師，奉聖旨下押鎮撫司（註四）拷打審問。負責辦案的官吏事先受到皇上的旨意，要將過去太后向各名山佛寺所布施高達數十萬的錢財全部追回。
在苦刑拷打審訊之下，我說：「我愧為出家人，無法報答國恩，現在怎麼會為了愛惜生命而傷及皇上的大孝啊？即使我委曲自己假意招認收取利益，雖順從皇上的意思，卻損壞了倫常，這決不是臣子愛護君主的心意。這樣做怎麼能向歷史交代呢？」
於是我以死奮力抵抗，只招認收受先前信眾布施的七百餘金，並請求皇上清查宮廷內的支出帳簿和之前山東賑災的簿冊，果然沒有發現任何錯誤。皇上的怒意因此消解，與太后和好如初。在擬議處置我的案子時，承蒙皇上施恩慎察，僅以私自建寺的罪名，將我流放到雷州（今廣東西南部）守衛邊疆。
我於當年三月被捕下獄，京城各佛寺都為我誦經禮懺，祈求保護。出家眾之中有在臂上燃香或持咒，以加被保護我。兵部尚書大司馬鄭範溪的兒子在金吾（即禁衛軍，皇帝的侍衛部隊）任職，與我素不相識，特別設宴款待朝廷官員，請他們救我，以至於流淚哭泣，陳述辯白我的冤曲，在坐的人無不為佛門嘆惜，由此可見當時人心是如此地護持佛法。
我在獄中八個月，只有侍者福善照料我的飲食。冬十月，啟程前往南方，很多朝廷官員穿著便裝，騎驢來渡口送我。離開京城那天，福善和兩三個出家人隨行。十一月到達南京，在長江中的船上與老母親辭別，撰寫〈母子銘〉一文，然後，帶著父母雙亡的侄子可久同行。
先前，我與達觀大師（註五）經過石經山（註六）時，想到曹溪（註七）是禪宗的源頭；而現今禪門衰落，一定是源頭堵塞，於是發心同往曹溪疏通源頭。後來因為我有其他各種事情牽絆而沒能成行，於是達觀大師先去匡山等候我，我遇難時，大師正住在天池寺，聽到消息大為震驚說：「憨公遇難，同往曹溪的願望就不能實現了啊！」於是大師先去曹溪，然後再往京師通報友人，到處奔走相救。回到山東 聊城的時候，聽說我即將出獄，於是直奔金陵等候我。我到了金陵，在江邊的庵寺中與大師道別。
達觀大師想要盡力為我昭雪冤情，我說：「這件事與君主命令臣子，臣子必須服從；父親命令兒子，兒子必須服從是相同的，何況這是我注定的業報呢？希望大師不要費力陳情。」握手告別的時候，大師說：「我在天池寺一聽到法師遇難，即在佛前許願念誦《法華經》一百部，以保佑您不出差錯，平安無險。我的心願，就是法師能用口弘揚佛法。」我連聲道謝，大師撰寫〈逐客說〉一文為我送行。
《華嚴經．十迴向品》云：「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憨山大師一生除了弘揚佛法，著述甚豐之外，為了興辦佛教事業，雖然遭遇各種災難，均不計個人死生榮辱，不懼艱險，奮勇從事。明熹宗 天啟三年，大師七十八歲，在曹溪 南華寺念佛坐化，並留下全身舍利，永受世人瞻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