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有限，閱歷自然也有限，但卻是終生都要面臨待人處事的課題。於是，讀史書了解歷史，以古人古事豐富自我人生經驗，不失為增長閱歷的一條便捷之路。那前人的得失關鍵，正是你我生活課題上的最好借鑒；而那人事中的道理，更是後人學習後所可以擁有的智慧，所以細細品味古老史事，作為自我反省的明鏡，未嘗不是閱讀樂趣中的積極意義。
司馬遷所著《太史公書》也稱《史記》，是眾史書中最受重視與褒揚的一部極具價值之書，不僅故事性強，而且有司馬遷解讀歷史的卓越見解。故透過此書，可一窺聖賢的德性、古人的言行、君臣的倫理、人事的成敗，讓今人見賢思齊，見不肖而內自省。
華夏民族自黃帝以來，就設官吏專管天地之事，地位極為崇高。此後，歷代史官掌管天文、曆法、卜筮，及史料的保管及編寫。這是為何這古老民族，一直有著豐富且詳盡的史事記載，寫成淵遠流長的歷代史書的緣故。司馬遷《太史公書》，不但創建了史書體例，更有著司馬遷的史識、史德、史才所展現的史觀與微言大義，成就其不同於後代史書的價值。
司馬遷先祖，即掌天地的官吏。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在漢武帝 建元年間作太史令。司馬遷十歲讀古文經，又博通群書。二十歲南下遊歷長江、淮水一帶，訪古述今，了解傳聞軼事。他旅遺跡增見識，而且瞻仰故人，訪問長老，聽聞傳說、故事。這種求真的精神，成就他作為史官的特有氣質。再則，十餘年的遊歷尋訪，使寫成的《太史公書》，不是史料編寫而已，而是一部將史料與人生閱歷、個人見識，透過學養、德性，融通後所成的著述。
司馬遷二十三歲做了郎中這個官，職位雖低，但近如漢武帝侍從，隨武帝出巡。三十六歲時，父親司馬談病重，於洛陽囑咐遺命。首先希望司馬遷日後作太史令，能盡史官的重大責任。其次希望他能立身垂名以顯揚父母，《孝經》說：「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以顯父母」，這是達孝。第三是遺憾自身未能寫下戰國至漢朝開國以來的大事，斷絕了《春秋》述史的大義，希望司馬遷能代為完成這著述的遺願。司馬遷當下流淚承諾，成為他終生的志向。
司馬遷三十八歲做了太史令。四十二歲時，與公孫卿、壺遂修改曆法，完成太初曆，也就是夏曆，同時也開始編寫史書。四十七歲時遭遇李陵之禍，身陷監獄，後因李緒為匈奴練兵，誤傳為李陵，李陵妻子母親受誅外，司馬遷被改判死刑。依法可用贖金減罪，可惜他無此能力，也無朋友相救，所幸次年改受宮刑，終於能免於一死。
在此事件中，他體會到忠言逆君，政治冷暖，世態炎涼。更承受宮刑，嚴重傷害讀書人氣節的羞辱，這又豈容偷生苟活？但是他思及父親的遺言，必須完成著史的大任。雖不敢寫書自比《春秋》，但不能不以孔子的《春秋》為典範，仿《春秋》撥亂反正的精神，完成《春秋》之後五百年，再現存具微言大義的史書。於是，司馬遷毅然忍辱苟活，而以孔子所說「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惕厲自身。這是孔子述《春秋》時所說的話，闡述君子應立德、立功、立言，以利天下眾生，垂名後世，不可無德無能，一生無益於人世。故司馬遷堅定的要紀錄歷史，完成褒貶人事是非的這部典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