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竹國是殷商初期的一個諸侯國，其國祚直到春秋中葉以後，方被齊、燕所滅。商朝末年時，孤竹國君主因鍾愛叔齊而要傳位給他，叔齊認為按禮法當傳嫡長伯夷，而且他若接受王位，豈不要讓父親承受違背禮法的名聲，故堅持讓位給長兄伯夷；伯夷則認為應尊重父親的遺命方是孝順，故不肯接受；國人只好立第二個兒子亞憑為王。他們讓國的行為，比並於歷代宮廷權鬥，及父子、叔姪、兄弟、君臣，為王位鬥爭謀害的殘酷，是何等清高廉潔？又是何等不易？故其德性使聖人讚歎。
兄弟彼此讓國而相繼離開孤竹國後，最終皆因聽聞西伯善養老人，而來到西伯 昌的封地。適逢西伯死了，二人見武王要以戰爭這種暴力討伐商紂，而且是臣子弒君主，這使有讓國情操的他們難以接受，於是叩馬而諫，勸阻武王不可行此不仁不義的事，無奈武王不聽。其後武王滅商朝，創建周朝，伯夷、叔齊以不食周朝糧食，表示對殷商的忠心，並且與不仁不義者不同流，於是采薇菜度日，最終餓死於首陽山。
孔子贊揚伯夷、叔齊「求仁得仁，又何怨乎？」此說何意？周武王除去暴虐的商紂，的確是為民去害，但伯夷、叔齊認為國家興替，當以民為重，救民之道不能爰及干戈，因為征戰會禍遺百姓，是所謂的「以暴易暴」，實非建國良策。
再則弒君篡國是不義，以暴易暴是不仁，故伯夷、叔齊堅守仁義道德，而以不食周粟，保全一己的清高節操。二人為保節操而不惜餓死，豈非仁心高潔的表現？遜讓去國，以盡孝悌，此不也正是仁者行為？故孔子讚其求仁得仁而無怨，正是說明此二人一生堅守仁義忠孝的德性，最後能達成志向，也就無怨了。孟子因是而說伯夷為「聖之清者」，贊揚這位仁人的清高，達到極致。
現實中人們常有天道何在的疑惑，常有善無善報、惡無惡報的質疑，因此司馬遷根據軼詩，提出伯夷、叔齊「怨邪？非邪？」的設問。此處司馬遷並非是自己有疑問，而是用設問法，以問答方式作一番義理闡釋。於是司馬遷舉出伯夷、叔齊、顏淵，都是賢德的人，然而或餓死或早夭，一生清苦、不順；盜跖為惡，反而壽終，享盡富奢。以此驗證天道好似欺人。
司馬遷引孔子言論：「道不同，不相為謀。」闡述人各有志，對人生意義有不同的輕重區別。有人以權勢富貴為重而輕德行，君子則相反，以追求道德圓滿為重而輕富貴。君子得此圓滿，縱然清貧或早夭，又怎能視為是惡報？若德性有損而享富貴，又怎能心安而視為善報呢？故天道報應好壞的標準，背後之理錯綜複雜，並非如世俗人般求取福祿壽喜，就簡單直接的以此稱為善報。
古今人世際遇，或乖舛或順遂，未必盡合情理，天道報應，差爽亦或有之，然而天理昭彰，報應不爽者實佔大體，不可以一蓋全。何況不順之時，可安心靜待否極泰來；順利時須防樂極生悲，當知禍福相倚，得失交錯。
司馬遷因李陵之禍而遭大辱，可謂有怨，但著書留名，千載相傳，已雪其恥，且是非已明，如此則又有何怨？人生現實，七情橫生，但知書明道、通情達理之人，必不為七情所困，而企求更高的境界。或以孔子所說「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為人生終極價值，以求造福天下蒼生，立名青史，如此自然能釋懷於常情而無怨無悔。
綜合而言，德命可以努力修為，可以改造，可以求其圓滿；祿命乃天定，命中有無皆有定數，故莫強求。
當然，內典中對因果報應的闡釋最為究竟，慧遠大師依照《阿毗曇心論》，提出《三報論》。說明世間眾生起心動念、行為造作，將產生一分業力。業分善業、惡業和無記業三種。每當我們升起念頭，就在阿賴耶識播下種子，在因緣和合，生起現行後，報就顯發，即所謂的果報。業重則業力種子的力量大，顯發的時間就快，果報就強；反之則業輕報緩且弱，甚至緣未至而久久未顯發果報。因此惡人當世所享之福，或為前生的善業所感，或為多世所成的果報。而今生為惡的業感，未在當世顯現罷了。
現世報稱為「現報」，來生報稱為「生報」，若經過兩生、三生乃至百、千生才受果報，這叫「後報」。故學佛之人了解因緣與果報的錯綜關係，必將戒慎行為，深畏因果。若能斷煩惱，了因緣，方是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