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是中國人的身分證，四書五經，歷歷五千年，華夏子民自幼耳濡目染，以此安身而立命，如杜工部〈最能行〉云：「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束隨商旅。」受過儒經教育者，知書達禮，多數都能謹守本分，敦倫盡分，成為修己安人的君子。孔學儒經，具有安己安人之大功，故兩千年來獨尊於中國。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初嘗孔學儒經滋味的歐美人士，亦不乏同感。在張濤所著《來自異國的聖人‧孔子在早期美國》一書，將十六世紀以來，歐美人士接觸孔子儒經的初體驗，做了周詳的搜集。茲謹依該書，整理出歐美人士對孔子儒經的印象，可供弘傳孔學的參考。
十六世紀末期，歐洲的耶穌會傳教士，向東方傳教。一五八三年，利馬竇是第一位成功抵達中國的傳教士，此後有四百多位傳教士源源不斷的來華傳教。他們想改變中國尊孔的信仰，故急欲了解孔子的思想體系。他們學中文，譯儒經，獨尊孔子，置於諸子百家之上，稱孔子為「Confucius」孔夫子。
耶穌會傳教士，首先以《論語》、〈大學〉、〈中庸〉部分章節，譯成《中國的智慧》。後有法文本的《中國哲學家孔子的道德》，書中描述孔子：「上天賜予的誠實正直品德，從十五歲始，便閱讀古籍，以身作則，督促人們敬畏上天，熱愛鄉鄰，抑制欲望。孔子的崇高思想和人格，贏得了中國人的無限崇敬，所有城市都有以孔子之名建立的學校，文武百官經過門前，都要下轎、磕頭，然後徒步行走一小段。」
十六世紀後，歐洲宗教改革，基督教分裂為天主教和新教。英國及獨立後的美國，都以新教為主。從十八世紀末，英美的新教傳教士紛紛派遣來中國傳教。新教不同於耶穌教會對孔子的全面讚揚，對孔子有獨特的觀點。他們筆下的孔子，是異教思想家，導致中國眾多弊端。但是對於孔子的思想，還是有正面的評價。如馬士曼所譯《孔子的著作》，對孔子的稟賦、美德、矢志不渝的人生經歷，和身前的巨大成就及身後的殊榮，都有具體的描述。書中引用「觚不觚，觚哉，觚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說明孔子「充滿智慧」而又「簡潔莊重」的言辭特點。
衛三畏，美國的新教傳教士，在中國四十餘年的經歷中，出版了兩卷的《中國總論》。書中用了大量的篇幅向美國和西方，描繪了中國文化象徵─孔子。他批判孔子思想是「世俗性」，也適度正視孔子的優點。書中有一幅插圖，橫批是：「中國總論」，上聯是「仁者愛人由親及疏」，下聯是「西方之人有聖者也」。仁者愛人，出自《孟子‧離婁篇》。由親及疏，是援用〈中庸〉「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下聯出自《列子‧仲尼篇》「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衛三畏寫道：中國歷代便將孔子學說作為政治法律的基礎，並在學校教育中讓學生接受尊崇這些「充滿政治智慧的聖言」。他稱讚孔子思想具有其他思想體系所不具備的優點，與希臘、羅馬的道德格言相比，孔子「著作的總體趨勢是好的」，而在思想的社會實用性，他超過了西方哲學家。與孔子有關的四書五經，全然沒有希臘、羅馬和印度古典著作的淫穢、放蕩和污染心靈的描寫。衛三畏表示，中國典籍在此方面的的純潔性，引人注目。
十八世紀末，普魯士傳教士郭實臘（又譯：郭士立），來中國傳教，而且撰寫中國觀感，著作極富，其中《國門打開的中國》，對孔學經典多有評點，可以代表歐美人士對中國經典的陌生與學習障礙。
如《詩經》，書中某些部分讓人完全無法理解，其他部分又很流暢，但沒有任何部分可以「優美」來形容。
《書經》，郭實臘稱作是「孔子最好的著作」。
《春秋》，只是枯燥的代表，孔子希望通過此書變革社會，但如何讓「年表」擔當此任？讓人困惑。此外，《春秋》文風模糊，主觀詮釋的空間太大。
孔子觀《易經》為「人類科學的集大成者」，郭實臘不以為然。他認為該書呈現出「虛幻的事物體系，是沒有根據的預測學體系。」孔子大讚《易經》，表現出「自負虛榮的想像力」。
《禮記》，包含著眾多優秀的行為原則和道德思想，但支離破碎。而孔子用單純的禮節儀式和文雅，則是不可饒恕的。
《論語》中的對話，被指「沒有藝術性」，其中一些思想具有原創性，一些是老生常談，荒誕不經者不在少數。
〈中庸〉充斥著「驕傲自大的言論」。
唯有〈大學〉是郭實臘明確讚賞的孔教經典，該書主張由家及國的品行修養原則，是正確合理的。
郭實臘對孔子有關的著作，多是從「立意、文風、內容」等方面加以批判，以此貶低孔子思想。
郭實臘的船，曾在遼寧錦州灣擱淺，他們上岸求助。走近一座佛寺，寺中僧人態度粗暴。當郭實臘引用孔子關於仁義好客的語錄：「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並說明當時的處境。僧人立馬變得彬彬有禮，不但邀請郭實臘一行進入寺中，還待以美味佳肴。這番親身經歷，讓郭實臘實際感受孔子思想深入人心之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