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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孔子的時代背景，可分兩方面來說：一是政治及社會的情形，二是春秋時代思想的情形。

所謂政治及社會的情形，可以引兩段《論語》和《孟子》的記載，以見其一斑。

《論語‧季氏篇》說：「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魯君不能作主已有五代了，魯國由大夫掌權，已四代了。《孟子‧滕文公篇下》也說：「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春秋時，有臣弒國君，子弒父親的事。

從這兩段話，即可以看出當時在政治與社會的情形，已經亂七八糟，制度上已無法維繫。（《左傳》所記載的更多，不必枚舉）。孔子所以積極提倡正名主義─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道理，即在於此。

再者，社會情形也與古代不同。古者「世官、世祿」，可是到了春秋時代，庶民也可以升為高官，如甯戚以飯牛而得仕於齊；百里奚以類似奴隸的身分而仕於秦。

同時有些貴族卻失去了原有的地位，如《左傳》昭公三年說：晉國的「欒、卻、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欒、卻、胥、原、狐、續、慶、伯等貴族，降為衙門差役。由此也可以看見社會情形的轉變。所以孔子雖為貴族之後，卻不得不為小官，並且在其道不行之後，不得不以教書為生了。

至於春秋時代的思想情形，最值得注意的是人文精神的發展。

中國自商代以至周代之初，人道主義便已大為發萌，如《尚書‧無逸篇》上，敘述商代的情形說：

「其在祖甲，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

到了周代之初，如《周書‧酒誥》上說：「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

這當中，便已透顯了保民重民的觀念。

延至春秋時代，人道的觀念，更漸漸趨於獨立，如《左傳》莊公三十二年，史嚚說：「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

又昭公十八年《傳》，子產說：「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

又定公元年《傳》，仲幾說：「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

這些都是較新的觀念與態度。

孔子一方面保有傳統的，如對天命的觀念（《論語》中十三處提及），孔子在這方面，雖然接受傳統的「命定之說」；但孔子並不太積極提倡，所以孔子少闡述「命的道理」，如《子罕篇》：「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所以子貢說：「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公冶長篇》）。

因此「子不語怪力亂神」（《述而篇》），又說「敬鬼神而遠之」（《雍也篇》），「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先進篇》）。這也正是孔子學說之所以專注實際人生問題，而主張理智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