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亞社會中，受孔子思想影響最大的國家，當屬──日本、韓國、越南，以及新加坡等國家，尤其以日本及韓國兩國更為顯著。
首先就孔子學說對日本的影響來說。《論語》一書，是記載孔子學說，與了解孔子思想的主要典籍。日本的漢學家牧野謙次郎的《日本漢學史》第一章「漢學東漸的初期」，有一段話說：
中國經書傳至日本，最早的是《論語》，約在應神十六年（晉武帝太康六年，西元二八五年）。那時的《論語》是由朝鮮百濟學士王仁獻奉朝廷的，從此《論語》在日本逐漸流行。
這是說孔子思想在西元三世紀，便已影響及於日本了。到六世紀中葉，孔子學說已經逐漸普及到日本上層社會及宮廷。七世紀初，推古天皇十二年（西元六〇四年）聖德太子以儒學為基礎，頒布十七條國家大法，其第一條「以和為貴」、第十六條「使民以時」，都採用《論語》的原句，而日本史學家把這十七條憲法，視為日本上古史的國家基本法，由此可知，孔子思想與日本立國精神，有著極密切的關係。
從七世紀到九世紀末期，為了更有效的學習中國文化，日本曾派遣了十三批的官員、留學生到中國來，最多一次有五百人。並且，在七世紀中葉，實施有名的「大化革新」，幾乎完全承襲中國唐朝的典章制度，也因此具備了統一國家的規模。
八世紀起，文武天皇大寶元年（西元七〇一年），頒布「大寶律令」，開始設立大學並祭祀孔子。每年春秋二季，在大學行釋奠禮，典禮儀式，完全採用中國標準。從此，儒學經典成為日本唯一的教科書，大而國家的政教，小至個人立身處世的修養，無一不是以儒學為最高的依據。
十四、十五世紀，宋儒朱子、明儒王陽明之學，先後傳入日本，由德川時代到明治維新，朱、王學說在日本並稱顯學。明末，中國大儒朱舜水先生流亡日本，深得源光國、德川家康叔侄所尊崇，待以師賓之禮，朝野奉為「國師朱公」而不名。德川所撰《大日本史》亦在朱舜水指導下完成，本於孔子的春秋大義，為日後尊王攘夷，諸藩一統，歸政天皇，奠下基礎。明治維新之所以順利成功，實拜德川二百年太平之賜。可謂無德川之治，即無明治維新；而無朱舜水之教化，亦無德川之盛世。
至於朱子、陽明二家學說之在日本，據日本哲學史家宇野哲人《中國近世儒學史》，盛稱朱子「集古今之學說為一貫……其博學多識，實可謂古今獨步，其影響於天下後世，尤其對於日本影響之大，更毋庸贅言矣」。他又稱王陽明「其影響於日本思想史上添上一大光彩，不遑縷述」。日本史學家安岡正篤，也肯定「陽明學，為明治維新運動之新血脈」。
朱熹、王陽明、朱舜水等人，都是中國宋、明時代的大儒，他們的學說都旨在闡揚孔子思想，亦極為日本人士所重視。緒方竹虎曾說：「孔子學說，是日本歷史之柁，順之則興，逆之則亡。」橫井小楠更明白的說：「明堯、舜、孔子之道，盡西洋器械之術，何止富國，何止強兵，兼可布大義於四海。」孔子思想學說對日本的影響，於此可見一斑。
韓國與中國國土緊鄰，所受孔子思想的薰陶，極為深切。韓國文化唯一的來源就是中國，中國文化東傳日本，便是以韓國為橋樑。因此，韓國自古即從中國輸入經典，採用中國文字，學習中國制度；可以說是東方各國中，受中國文化影響最大的一個國家。
韓國與中國的交往，早在西元前一千年，中國周代武王的時候。在西元前一〇九年，漢武帝將朝鮮北部，收入版圖，前後有四百多年。在四世紀末期，朝鮮開始有學校的設立，這是儒學在朝鮮發展的新紀元。
在六世紀初，深受孔子學說教化的圓光法師，由中國回到朝鮮，以儒家精神為本，創立代表韓國國魂的「花郎（Flower Youth）魂」。八世紀初，朝鮮留學生，從中國帶回孔子和孔門弟子的像，並開始祭祀孔子。十世紀初至十四世紀末，是對中國更積極和模仿的時代，譬如：實行科舉制度，採用中國的官服、普遍設立學校等，不但吸收了中國文物制度，對於人民的生活，也用儒學作為規範。
自十四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更在全國普遍修建孔廟、書院，以孔子學說教育人民，因此人材輩出。像十六世紀，就出現了兩位傑出的理學家──李退溪（滉）和李栗谷（珥），都是研究朱熹之學者。退溪有「海東朱子」之稱；栗谷人稱「東方之聖人」。同時又有鄭霞谷（齊斗），力倡王學。朱、王之學，風行朝鮮，極受重視。到現在，退溪之學，在韓國仍極具影響力。
韓國社會受孔子思想影響之大，也可以從祭祀孔子儀式之隆重而看出。祭孔典禮每年分春秋二季舉行，都由韓國最具歷史的成均館大學主辦，並由國立國樂院，擔任祭樂的演奏。
總之，由於韓國與中國，在地緣關係上密切，交通既早，交往又頻繁，各時期的統治者對孔子非常尊崇，因而韓國社會，所表現的儒家精神，非常明顯，這也可以說明孔子思想對韓國社會影響之深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