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真是一趟奇異的旅程。出乎意料，但收穫良多。
一、緣起
二○一九年，臺中蓮社籌備擬於山東濟南舉行的「李炳南先生一百三十週年誕辰文物展」，後因疫情嚴峻以及時局變化，展會取消。但與會師長一致認為傳記的編輯應該繼續。於是原來計劃一百頁的小書，就發展成現在這個四千多頁的《李炳南居士年譜》和《李炳南居士年譜圖冊》。
炳南先生，從五○年代起，即是學佛者心目中的大師；我的親炙學習，則是從大學一年級開始。每個寒暑假，赴臺中參加明倫講座、慎齋堂聽開示、靈山寺聆聽佛七開示⋯⋯。長長的假期，留在臺中的時間，比待在家裡的時間還多。讀研究所時，先生開辦「論語講習班」，家師吳省常老師特別安排食宿，又支持交通費，讓我得以每週三天從臺北到臺中學習。同時也附帶旁聽了先生在東海大學中研所的「詩學研究」，以及在中興大學夜間部中文系的「詩選」課程。
研究所畢業後入伍，退伍後南下屏東任教，不久先生捨報，臺中受學的這些好風景，在我生命中戛然而止，和臺中是整個的分隔了。一直到二○○六年先生往生二十週年，參加紀念活動，在學術研討會發表了一篇論文。而後又過了十年，在二○一六年先生往生三十週年紀念活動，參與先生原音重現的電子書發行，與省常老師共同承擔先生幾首唐詩教學的講課筆錄。再來就是二○一九年開始的傳記執編工作了。這樣一個不遠不近的關係，恰恰成就了承接這項重任的適切距離。
二、寫作立場
社會學或人類學的研究，常講究「局內人」和「局外人」的角色辨識。局內人熟悉內部非系統組織、清楚內部潛規則，但會有當局者迷的主觀性缺點。局外人比較能保持科學的客觀立場，但對內部潛規則與非結構性的關係，則相對陌生。好的研究者得要能入乎其中，又能出乎其外。但這非常困難，因為不只是研究者的問題，還牽涉到閱讀者的角度。入乎其中，又能出乎其外的境界不易企及，像我這樣，和譜主有點關係，又有相當距離的，也許就恰好合乎非局內、非局外，亦局內、亦局外的角色了。
十九世紀以來，西方學者就開始關心歷史學和科學的差異：歷史學有沒有可能成為一門科學？如何才能成為一門科學？科學的本質在「求真」，史學則在求真的基礎上更要「求善」。我國史家更早在先秦、兩漢時期，就對歷史學的學科本質有過定性。司馬遷說，孔子作《春秋》的用意在「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也就是要「寓褒貶」於歷史寫作。這是重視其道德哲學、倫理學的一面。班固讚司馬遷：「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這是注重史實、鑑別真偽，科學的一面。
從理想來說，重視歷史事實的「求真」，和重視價值應當的「求善」，理當合而為一。但實作上，重視褒貶鑑戒的道德判斷，會有「為賢者諱」的取向；注重史實真偽的客觀實錄，則傾向「不為賢者諱」。「為賢者諱」有失真之嫌，「不為賢者諱」有不敬之虞。兩者間如何取捨？前賢在人情上有「不以小嫌疏至戚，不以新怨忘舊恩」的指點，此在史學的實作上即是「新舊並陳」，不因後來發展而否定過往交誼。
不太近，受到人事是非情感糾葛之影響較少；不太遠，則於精神宗風之具體實踐可有較為親切的體會。只是後者不易，前者亦難。做為先生後學，不可能沒有感情上的影響，但盡可能維持一定程度的理性客觀與學術自律，自許並非一人一道場之護衛者，而是站在尊重歷史、尊重世界悉檀的立場，盡可能還原歷史現場，讓後學者認識：先生固然天賦甚高，卻非天生聖賢。真實呈現修行者成學的艱難歷程，從而學習面對挫折困頓的自我轉化，這或許才是歷史的主要價值吧。把修行者神化、聖化，反而會讓他遠離了人。
三、寫作過程
憶昔編纂《聖嚴法師年譜》，從法師捨報，奉遺命續寫到定稿出版，為時七年；加上前期《七十年譜》的寫作時間，前後超過十年。炳南先生有關文獻材料相對多元且原始，費時恐多；期間蓮社多位師長先後往生，更覺時不我與。於是申請提早退休，學校兼課、校外演講一律婉謝，俾能全力寫作。省掉了備課、上課、輔導、會議⋯⋯，更省下了出門通勤，工作時間於是從每天三三兩兩的零碎時間，擴大成7-11。從早到晚，幾乎都在書房。如今伏案成為慣性，一坐三、五小時，難的倒是離開座位。於是定課改以禮佛為主，充當運動；頂樓種菜澆花，晒晒太陽，權作調劑。
寫作前期，大張網目，除了《李炳南老居士全集》、「數位典藏」等基礎文獻，期刊報紙、國家檔案、公私文書、耆舊口訪⋯⋯，盡力蒐羅。而後依年月日一一排比對照，編成長編。有《全集》中的〈年表〉為基礎，再將先生詩作大致繫年，綱維既定，各宗文獻隨之一一就位。感覺像在拼萬片拼圖，有時是由大見小：從綱維來推估文件時間；有時則是由小見大：從文件時間回頭修正綱維。錢穆先生於清儒倡言之「考據明而後義理明」下一轉語曰：「義理明而後考據明」。編纂《年譜》時，亦深切體認：考據與義理，相駁相輔而相成。
譜錄傳記，在記錄譜主做了哪些事、說了哪些話，此其立功與立言；更重要的是從這些行事與言語中，顯現出背後的精神風格，此為立德。行事與言語是具體的，精神風格是抽象的；沒有具象的言行，抽象的精神無從呈現；具象背後沒有抽象的精神理念，則生命平淺缺少靈動深廣的力度。此猶龍身與龍睛的關係。年譜，期望能呈現龍之全身，一鱗一爪，精描細寫如工筆畫；但同時又期待能有點睛之效，單純概括如寫意畫，表顯譜主人品思想行誼之輕重與風采。
本譜於是採綱目體。各卷、各年以「大事」為綱，以下「譜文」為目；其下，又以「譜文」為綱、「引文」為目。從各卷各年「大事」，或卷末附錄的〈弘化志業總表〉、〈大事紀〉等表，掌握譜主的主要思想與行誼，再觀察其在不同的年代、面對不同的事件，做出相同或不同的應對，自可多分理解其不變與隨緣之取捨。
四、譜主特色
炳南先生少年任俠，及長仗義。典莒縣獄政時，遭逢世亂，然臨難不苟免，在兵匪圍城時縋城與之談判，多次拯城民於兵燹。政事之外，長於詩、書，深於儒、佛，金石、醫學、武術、植栽、樂器⋯⋯又其餘事。先生著述雖富，講授更多，且善說法要，雖常自稱是錄音機，取前賢往聖語重述而已，但實不只如此。
重視古德注疏，恪遵經學家法，是為對治「思而不學」；而為對治「學而不思」，課間課後之教學，常以提問方式引逗思考，並且於無字書中提點，帶動學習。例如：《阿彌陀經》中「眾鳥演法」：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常見之依文解字，就只照著解說這五五七八幾個名相；但先生會提問：既然是教導三十七道品，為何不從前面三支的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教起？又如：《論語》「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回答後，第二天，孔子就離開衛國了。「為什麼？」先生說：「讀書有如參禪，到老不悟，那是書呆子。」先生講學，不斷有「為什麼」的提問，促發學者思考。
積學既久，益以精思，每於講述，屢出新詮。如：講說《論語》「君子憂道不憂貧」時稱：「這種講法，是吾的開創。」解說〈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時，提示「念佛、憶佛」之生活應用；以唯識學揭示臨終「亂心位」之情狀，俱見精微。
先生自己善說勤說，也善於勤於教人說。一九五一年春，臺中蓮社尚未成立，就先在寶善寺舉行「佛學講演訓練班」；翌年蓮社成立後，除接續原有之佛學講演訓練教學，又成立弘法團，分別於監獄及蓮友家庭宣講。先生自編教材，每週先行講習，而後外派。同時，又將國文補習班結業男女學員分別組建「文藝班」、「中慧班」，於春節、佛誕，舉行「青年講演大會」，讓兩班學員登臺習講。
「經學班」、「內典研究班」專為培養弘護人才固不必論，一直到晚年開辦的「論語講習班」，都期許學員不只是聽眾，而是要學會以後，講給別人聽。為培訓通俗講演與講經人才，分別編有《實用講演術要略》及《內典講座之研究》，俱為指點學習之軌範。一九六一年起，陸續為大專佛學青年開設「慈光講座」、「明倫講座」，編訂有《佛學概要十四講表》等六門科目授課。各校佛學社團幹部，參加講座後返校，即以此為教材，邊講邊複習深入，六門功課從此成為各大專佛學社團系統學習的核心科目。
對佛法之弘傳如此盡心盡力，對社會教育的推動與世間苦難之救濟，亦從來不落人後，更多見其創舉。如：二十歲時即組建通俗教育會，從事社會教育。典獄政時，在監獄裡施設職能教育，並於公餘從事社會教育。一時，莒縣社教成績甲於全省。來臺後，創設蓮社即同時成立國文補習班，一律免費教學。此一班隊延續至晚年，由論語班接續。另又創設佛教圖書館、兒童德育班、蓮友子弟輔導團、國學啟蒙班⋯⋯，自兒童、少年，以至成人社會教育之推動，屢受主管機關之頒獎肯定。
慈善公益，則有早年在莒縣為戰亂喪命之兵匪流民收屍掩埋、為黃河水患難民成立救濟會；抗戰期間擔任中央振濟委員會專員，在重慶大轟炸中救助災胞。來臺後，先是以中醫師為市民義診，蓮社成立後即開辦冬令救濟，延續迄今；風災、水災、火災等臨時救濟外，長期興辦者有：為收留八七水災遺孤而成立育幼院、為施醫安老成立救濟院；直至晚年猶成立各項慈善公益基金。各項利生公益事業雖是隨順機緣而成就，實亦大乘佛法慈悲平等精神充分流露之切願。對蓮友的臨終關懷、助念往生，包括開頂、贈送光明咒砂、陀羅尼經被、組織念佛班助念團，更是對佛教徒向上一著的接濟。
助人濟世、說法勝進⋯⋯，這些行持都來自先生之勤學和篤行。先生自述少年時期曾經荒學，弱冠後醒悟立志向學，從此勤習不輟，到老彌堅。詩作既成，請師友指正，而自己修改更勤，手稿可見多次塗抹之痕跡。甚至已經刊行，猶見改動，始成定稿。讀書為唯一嗜好，不出門辦事，就是在家讀書。曾指著滿屋書櫃對弟子說，架上書不是擺好看的，可以隨意抽一本考問。勤學精思，因此，日有進境。講學時，常提示：「這個講法和十五年前講法不同」，「這個講法，六十歲時講不出來。」⋯⋯。
學問之外，篤於行持。自律嚴謹，護生於平常、守分於日常。物有定位、日有定課。即便帶領大眾共學共修後，夜返寓所，仍要完成自修定課。定課之外的所有時間，不論是行住坐臥、穿衣吃飯，或是事事迴向，都是修習從〈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領會來的「憶佛」工夫。最讓我驚奇的是，先生晚年創設「論語講習班」，特別強調「學《論語》，學做人」，要以此來為學佛打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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