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瑛法師（一八七八 ── 一九五三），福建省古田縣人。他老人家的著作 ── 《阿彌陀經要解講義》、《勸修念佛法門》，相信許多淨業行人都不陌生。其實，法師早年曾跟「八指頭陀」淨安禪師習禪，又曾在諦閑大師座下研習天臺教觀，因此，宗門、教下均有甚深造詣（按：法師對於《楞嚴經》的闡釋，在民初佛教界被譽為「獨步」，後有《楞嚴經講義》流通於世）。 
    法師的一生，正是中國最顛沛流離的年代，民國肇建、北伐、抗日，環境的艱困，在在考驗著出家人的堅定意志。法師自一九二九年起，便連年被推舉為中國佛教會會長，在動亂的大時代裡，他引領著當時的佛教界，走過了一次又一次的磨難和試煉。以下，便整合多位前人對於法師行誼的敘述，將其典範予以集中呈現，但願見聞者，發廣大心，見賢思齊。 

    護教護僧  不遺餘力 

    在中國政經局勢仍處於動盪不安的民初時期，要守護道場、弘揚正法，都需要非常堅強的毅力和決心。在《中國近現代佛教人物志》一書中，對於圓瑛法師在當時如何積極護教護僧、續佛慧命，有詳實的記載：「北伐成功，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後，內政部訂下了『破除迷信』的政策。破除迷信本是好事，但卻把不迷信的佛教也列入迷信團體。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政府公佈了『寺廟管理條例』，地方黨務幹部及學界欲藉機沒收寺產，充實地方教育經費，就掀起了一陣摧殘佛教寺產興學的風潮。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五月，佛教為求自保，在圓瑛、太虛、諦閑諸法師及王一亭、謝鑄陳、黃懺華諸居士的推動下，在上海召開『全國佛教代表會議』，成立『中國佛教會』，圓瑛被推為會長，向政府請願，反對『寺廟管理條例』。後來，政府把全文二十一條的『管理條例』修訂為全文十三條的『監督寺廟條例』，沒收寺產的事件才緩和下來。 
    到了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寺產興學』事件餘波盪漾，風波再起。這時有一位中央大學教授邰爽秋，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育碩士，回國在中大任教。他提出了四項主張 ── 打倒僧閥，解散僧眾，劃撥廟產，振興教育。當時的內政部長薛篤弼是基督徒，與邰爽秋內外唱和，這比一九二八年的『寺廟管理條例』尤為徹底。圓瑛出面奔走，全國各地佛教團體通電呼應，這件風潮才逐漸平息下來。」 
    其實，在當時社會大眾普遍不了解佛教的景況下，圓瑛法師為了減少外界對佛教的無理攻擊，曾積極鼓勵佛教參與社會事業，設立育幼院、醫院，分擔社會責任，對於護教護僧可謂煞費苦心。 

    對日抗戰　共赴國難 

    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七月，「蘆溝橋事件」引爆了中、日全面大戰，之後許多大大小小的戰役，相繼造成國軍的慘烈傷亡。國家值此大難時刻，身為中國佛教會會長的圓瑛法師並沒有置身事外，他起身號召各地僧侶，組織救護隊，投入戰地救護的工作。期間，由於救護隊及各地收容所的經費拮据，為了募款，法師還接受了當時的國府主席林子超的委託，遠赴南洋籌募經費。在《中國近現代佛教人物志》中，對於此事亦有相關紀錄：「………（圓瑛法師）先到新加坡總商會，請華僑領袖及佛教人士組織一個機構，募款接濟各處的收容所及漢口的第二僧侶救護隊。接著又到吉隆坡、檳榔嶼，拜訪僑領、居士，組成了一如新加坡的機構。………是年（一九三八年）夏天，他回國視察救護隊及收容所，然後回到南洋向各捐款機構報告，並繼續募捐。」 
    法師雖為方外人士，但國家遭逢劫難，民不聊生之際，他卻挺身而出，絲毫不顧自身安危，為營救戰火中的苦難同胞而積極奔走。此正是「但願眾生得離苦，不為自己求安樂」的菩薩精神的具體實踐。 

    日軍脅迫  不卑不亢 

    西元一九三九年（民國二十八年）秋天，圓瑛法師因遭人誣陷，被日軍指為抗日分子，因而遭到逮捕、拘禁。期間，日軍雖屢屢恐嚇、脅迫，但法師都不因暴力而屈服。葉性禮居士在〈圓瑛老法師事略〉一文中，對此事的始末有詳細的紀錄：「（圓瑛法師）回國到滬，當時即有某甲，暗思陷害，指使某乙，密報日本南京憲兵司令部，謂法師乃抗日分子，曾在南洋募鉅款接濟。至九月一日，圓明蓮池會（按：法師為了弘法，曾設立圓明講堂。）成立，法師在堂禮佛，忽有日方汽車四輛，載憲兵多人，如臨大敵，法師及明暘師，遂同時被逮。是時秋風正緊，衣服單薄，法師乃默禱觀音大士，放自然氣，充滿師徒二人，以免飢寒。次日拘送南京，越一宿，竟然不飢不寒。菩薩於飢寒，既能加被，而於身命不至危險，旋即拘禁於南京日本憲兵司令部。師復念地獄天宮，皆為淨土，隨處可建道場，因一心念佛，恬靜若平時。審問時，先問明暘師，種種恐嚇。後乃審訊法師，面目猙獰，幾瀕於危，法師從容陳辯，率為折服，且漸加優待，立拘某乙治以反造之罪，逮捕嚴訊，拷打終日，可見報應之速。後憲兵團長勸誘法師，與之合作，師以老病卻之。農曆九月二十八日，釋放返滬。始復自由，仍住圓明講堂，閉門謝客，專事著述。乃某甲以奸謀不遂，反向重慶誣報，謂法師受偽政府，南洋宣撫使之命，已搭輪出國，幸當局明察其情，未予置信，終得大白。」 
    身處極端險惡的逆境，法師還能以佛菩薩為依，足見其修持之精道。又面對日人的威脅利誘，態度仍能不卑不亢，亦可見其人格之高超。 
    展閱圓瑛法師生平，雖然時代背景充滿戰爭的陰影，但在那樣的環境下，能勇於荷擔如來家業，善護佛教命脈，更突顯了他老人家不凡的修行風範。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時，法師曾撰聯自述心情： 
    出世猶垂憂國淚， 
    居山恆作感時詩。 
    文字雖然簡潔，但卻充分流露悲天憫人之心。或許，正是對於世間眾生的苦難能夠感同身受，所以，在欲令眾生離苦得樂的佛教事業上，才能不畏橫逆，勇往直前。法師在往生前幾年，依舊在上海講經，為護持正法，奉獻最後的氣力。回首前塵，如此有道高僧雖已神歸安養，但他不朽的典範，將如夜空中的明星，繼續指引眾生在解脫道上奮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