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夙昔之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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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老和尚  

     東初老和尚(一九○八 ──  一九七七),法名鐙朗(東初為其號),江蘇泰縣人,是臺灣戰後初期對佛教相當具有貢獻的人物。老和尚於民國三十八年來到臺灣,在經濟拮据的狀況下,創辦了佛教雜誌 ──  《人生》,這對當時處在動盪時局中的僧尼二眾,具有很大的安定力量。其次,「中華佛教文化館」的興建,及發起印行臺島第一部「大藏經」(日本大正新修版),不但對當時堪稱「佛法沙漠」的臺灣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日後亦有十分深遠的影響。
    不安、困頓的年代,老和尚能夠為佛教在臺灣的發展,不斷地紮根、開創,其行誼必有過人之處。以下,藉由各方大德對老和尚的緬懷,且讓我們一同來瞻仰這位「先行者」不凡的修行風範。

    護國護教 毅力可欽 

    前文曾提及,東老對戰後佛教在臺灣發展的兩項最大貢獻,即「辦雜誌」和「印藏經」,這兩件事吾人現在看來雖然不難,但在當時許多人眼中,卻是「不可能的任務」。大陸易色,我佛教遭遇厄運,僧侶或還俗,或流海外……… 大藏經典亦遭毀棄。……… 樂觀法師說:「東老深感悲痛,於是生發搶救佛教之心,認為當務之急,在發揚佛教文化,乃發行《人生》雜誌,廣作佛化宣傳,那時,他是在人力與財力雙重困境中從事文化工作,多麼艱難!這樣,奮鬥了幾年,接著,在民國四十四年間,又發大心,在北投名勝地區創建一所佛教文化館,而印行臺灣第一部『大藏經』(案:之後總計共印「正藏」八百部,「續藏」五百餘部),這是佛教中的非常事業,人多以為不可能,然而,東老他有願心,有毅力,居然做到了。」
    當時,有人為了分化臺灣和緬甸之間的外交關係,在緬國散佈謠言,說臺灣是基督教政府(案:緬甸乃佛教國家),仇視佛教,緬國人民多受到蠱惑。為了表達臺灣對緬甸的友好,鞏固兩國的邦誼,身在緬甸的樂觀法師向東老建議,贈送一部藏經給緬甸佛教界。東老作何反應呢?樂觀法師說:「他毫不猶豫的採納了,雖然一部藏經的款額高達當時幣值的幾萬元,東老能如此施捨是很難得,最值得再一提的是,當時如何把這部大藏經運抵緬甸,才是令人頗費心思的。想想我倆一在臺灣,一在緬甸,東老每次寄上兩冊,都要等到我收到後,再寄上兩冊,如此把藏經一冊也不少的全寄達了,是多麼艱辛的一項工作,而東老不厭其煩的完成了。由這一點可以看出東老的愛國情操,愛教的熱忱。」(案:據樂觀法師文載,東老當時之所以一次寄兩冊,乃因為文化館每個月只能印出兩冊。「正藏」五十五冊,共費時兩年多才全數寄達;而「續藏」四十五冊的郵寄工作,亦花了兩年光景。)

    少欲知足 節儉惜福 

    關於東初老和尚的「節儉」美德,身為他座下大弟子的聖嚴法師,有很深刻的印象:「他老人家的省吃儉用,使人看來,幾乎近於吝嗇,從來未有一人騙到他的錢,一般年輕人,便放他的謠言,說他如何如何地富有,甚至當面問他:『老法師,你既不化緣,也不做佛事,更沒有香火,大門終年緊閉著,可是聽說你很有錢,錢從哪兒來的呢?』他說:『在這個時代的社會裡,錢即代表了地位和身分,人說我有錢,至少不會有人怕我借錢不還了。』但他又反過來問那個人:『你既說我錢多,又懷疑我是否真的有錢,至少我沒有去搶劫銀行,也不曾有人抓住我說偷了他家的錢吧!』的確,他老人家節儉到一塊豆腐乳要分成兩餐吃,文化館最好的菜是一碟子炒花生米及一盤子白水豆腐。一斤花生米,可吃上個把月,兩塊豆腐可以供他老人家及住眾們吃一天,而且,有豆腐吃,就等於加了菜。可是他從來不叫窮,他常向我說:『你師父沒有向人家借過錢,只有人家欠我的,我不曾欠人家的』。」
    正因東老如是刻苦修行,所以默如、真華兩位法師均讚嘆他為「少欲知足的僧寶」。

    復興文化 治學嚴謹 

    前文曾述及東老對於佛教文化事業的重視及貢獻,其實,他老不只鑽研佛學,對於中華文化的涵養亦十分強調。曉雲法師針對此點,曾回憶道:「這位老法師不只對收藏佛教典籍有興趣,同時有關中華文化復興出版的書刊都熱心購閱。他說,研究佛學尤其是現代佛教,很重要需了解中國文化,同時更要知道中國文化的趨向,然後佛教思想才不會落後。因此,我們晤談之時,總覺得這位老人家還是很年輕的,因為他研究的態度多麼廣闊,而且思想是相當莊嚴活潑的,儘管他的外貌是現一位老僧相吧!」
    這樣一位戮力於文化工作的長者,有諸多著作刊行於世,其治學態度亦相當積極、嚴謹。慧嚴法師如是說道:「老人是不承認老,不服輸的,尤其是絕不落於自己的弟子之後,如果我們細細觀察老人作品的年代,可以得到證明。同時老人的遊訪四方,也絕不是泛泛之遊。他的印度之行,而有《中印佛教交通史》之作;日本之行,則有《中日佛教交通史》的問世;北美洲之遊,也有報導刊於《海潮音》。可見老人,無論是在斗室潛讀或出外遊化,均能留心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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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老人曾告誡我:『慧嚴!做事、研究學問,不要忘了它的重要性,及自己的興趣,不要去附和人家的潮流,唉!我就喜歡專挑別人不要做的事』。讀者們!老人的《中國佛教近代史》,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問世的。」
    關於東老對於弟子們在治學上的期勉,當時留日攻讀博士學位的聖嚴法師曾接獲老人來信告誡:「汝當做大宗教家,切勿為宗教學者。」聖嚴法師閱畢信後,「用毛筆恭書,懸在我的斗室之中,朝夕以此自警自勉」。方甯書居士亦曾對老人的治學態度有如是表述:「腦袋裡要有,嘴巴上要沒有,如此,則免遭非議,水到渠成,實至名歸,自助人助,功德圓滿」。此種勤懇務實、厚積薄發的治學精神,實在值得吾人學習、效法。
   
東初老和尚於民國六十六年往生,臨終前預知時至,身無病苦,安詳而逝。圓香居士在〈東初長老略傳〉中,對其往生前後之狀,有詳盡的描述:「長老雖逾古稀之年,然精神健朗、活力充沛,為國為教之熱忱,毫釐不減,六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下午五時,亦如往常,略無異狀,照常進齋,僅謂鑑心、海智二師曰:『明晨不必為我備早點了!』鑑、海二師雖隨侍長老廿餘年,當時並未介意,以為將有他事下山。長老齋畢隨即沐浴,然後竟自登樓,回方丈室,尚與王海濤居士通電話,旋有皈依弟子王小芳入丈室禮謁,見師結跏趺坐,然呼之不應,方知已安詳遷化,前後僅三數分鐘之隔而已,世壽七十有一。二十一日荼毘,得舍利百數十顆,四眾哀悼之餘,無不嘆為希有。」
    樂觀法師曾說:「平時大家都以為東老只不過是個講學、做事的人,並不覺得他有修持,而他本人,也從不在人面前標榜他有行持,直到他命終,這才體會他有修行。」由此可知,東老是真有功夫,而非徒作表面。這樣一位終生為佛法鞠躬盡瘁的高僧,雖然已往生多年,然而展讀眾人對其行誼之記述,仍能感受到不朽的凜凜道風。

    註:引文部分參見《東初老和尚永懷集》(中華佛教文化館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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