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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光羲老居士（一八八○ ──
一九四七），字擷芸，江西南昌人，是中國近代佛教居士界著名的唯識學家。在民初，中國佛教界素有「南梅北夏」之稱，「夏」指的是夏蓮居老居士（詳參《明倫》三六０期之〈典型夙昔〉），而「梅」即是梅老居士，由此可見其德行之高、影響力之大。
老居士的佛學老師是對近代中國佛教有卓越貢獻的楊仁山老居士（詳參《明倫》三五七期之〈典型夙昔〉），他跟隨楊老學《大乘起信論》、《華嚴》、《三論》及唯識、淨宗之要，奠定了「非佛書不讀，非佛行不行」的學佛信念。由於梅老於法相唯識鑽研最力，因此，編著了許多相關的重要典籍，如：《相宗綱要》（另有《續篇》）、《大乘相宗十勝論》、《相宗史傳略錄》、《因明入正理論節錄集注》……等。於教理上如此深造有得，成就了老居士在「唯識學」領域的地位，而時人因景仰他在解行上的卓著，因此都尊稱他為「梅大士」。
辛亥革命之後，老居士雖歷任多項公職，然於弘法之事總是護持有加。一九二一年前後，當他出任山東高等檢察廳檢察長時，就在濟南新西門大明湖畔組織佛學社，設立佛學講座，定期講授法相唯識學，而雪公正是當時梅大士座下的學生。梅老的著作雖多，但關於他的生平記述卻付之闕如，以下，謹就其〈六十四自述〉，並參考後人零星著述，來嘗試描摹這位佛門大德的不凡風範。
不慕功名 唯佛是依
老居士出身書香世家，由於勤勉好學，因此少年即中秀才，十九歲參加鄉試亦中試舉人。他傑出的才學，深得當時湖廣總督張之洞的賞識，便拔擢他（時年二十六歲）為湖北武昌高等學堂監督。光緒二十九年（一九０三年），張之洞為栽培梅老成為文武全才，便派遣他赴日留學，進入東京振武學校接受軍事教育。二十八歲卒業之後，由於當時正值日俄戰爭熾烈之際，於是梅老改入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部修業，對於未被編入戰爭的行伍，他深感慶幸，曰：「從此棄去軍事免作殺生惡業，誠為一生之大幸也。」
其實，梅老在尚未赴日之前（時年二十三歲），即在南京，由友人桂伯華引見，叩謁楊仁山老居士，聽講《起信論》，並皈依佛門。由於珍惜這段聞法因緣，因此赴日之後，仍時時利用課餘時間加以溫習；據其〈自述〉所載，若遇機緣，他老有時還會對東京的戚友講解《阿彌陀經》，可見他對佛法的珍視。當時，中國的情勢正處於積弱不振的時期，屢屢在外侮的入侵中戰敗，導致割地賠款之事層出不窮。因此，清廷下召求才，希望有志之士能為國家帶來新氣象。如梅老這樣文武兼備且兼擅新知的人才，正是上位者所欲重用的，只要他奮力爭取，飛黃騰達可謂指日可待。然而，他卻說：「功成者墮，名成者污，此非吾師楊先生之教也。」留日多年，他對於老師的言教仍然銘記在心，對於佛法的解脫知見仍然信奉不移，這樣堅定的修行態度，已超越了凡夫的格局。
所以，在往後的歲月裡，他不汲汲於富貴功名，只求公餘之時能再親近善知識（註一），並深究佛法深奧的旨趣。正因為不變的堅持，才成就了非凡的道業。
解在唯識 行在淨土
如本文前言所述，梅老居士於法相唯識學用功最力，其等身之著作，奠定了他在近代佛門唯識學上的地位。然而，在行門方面，他卻大力推崇淨土法門。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他為摯友夏蓮居老居士所會集的《無量壽經》寫序，序文曰：「吾嘗謂欲宏佛法於今日，必須提倡淨土，欲宏淨宗，必須先宏大經，果能人人持誦，則因果自明，身心自潔，劫運自轉，太平自至。」
「大經」，即《無量壽經》，世尊在其中詳細述說了阿彌陀佛成就極樂世界的來龍去脈，也細緻地刻畫了極樂世界的依正莊嚴，梅老極力提倡此經，可見他普勸大眾發願求生淨土的用心。其次，若仔細觀察他在〈自述〉中所記錄的講經經歷，亦可發現《阿彌陀經》是他在講說眾多唯識經典之外，必定納入宏揚的重要佛典之一。再者，他在《無量壽經》會集本序文末尾中說，他因深感淨土法門的殊勝，特別要自己的外甥（按：即黃念祖老居士）和兩個女兒在夏老門下研學，聽受《無量壽經》的要義。凡此種種，皆可證明梅老深深體認在末法時代修學淨土法門的重要性。他老對外如是讚嘆、宏揚，自身亦必定如是行之，此為吾人在注意其唯識學上的成就之外，不可不留意之處。
弘法利生 鞠躬盡瘁
由梅老〈自述〉可知，他在由日返國後，除了持續隨楊仁山老居士研學佛法外，即開始隨緣於各處展開弘法活動。設立講經會、佛經流通處、佛學社，乃至到各監獄和學校講經，他老可說是風塵僕僕，從未稍歇。此由他五十五至五十九歲的經歷可見一斑：「余自五十五歲至五十九歲時，皆在南京，每逢星期三及星期六、星期日皆講經。地點為毗盧寺、普照寺、佛學會、佛學淨業社及中央黨部無線電臺。所講者為《因明論》、《相宗綱要》、《金剛經》、《圓覺經》、《楞嚴經》、《維摩經》、《彌陀經》、《百法明門論》、《唯識三十頌》。此數年中，曾編《佛典略論》、《天臺宗略說》、《唯識宗略說》，以上交中央黨部《廣播周刊》出版。」這樣緊密的弘法行程，直到他老六十一歲時，因為身體疑似中風必須調養，才緩了下來。
中日戰爭期間，梅老一度居於四川重慶，雖然時局艱困，但並未澆熄他研學、弘法的熱情。《中國近現代佛教人物志》載曰：「戰時重慶，物質生活極端困難，擷芸居陋室，食粗糲，終日忙於佛學寫作。與人通信，也多是討論佛學。他在重慶長安寺佛學社講《大乘起信論》、《唯識要義》等，風雨不輟，直到他臥病不起才停了下來。」此等精勤不懈，實源於「但願眾生得離苦，不為自己求安樂」的悲心，菩薩道的實踐不正是如此嗎？
關於梅大士臨終及往生的狀況，前人並沒有明確而詳細的記載，但觀其生平行誼及修行之精進，其境界已是後人所望塵莫及的了。尤其，他老在教下多所沈潛，然於行門卻指歸淨土一門，無疑是「廣學三藏教，不改彌陀行」的典範，教理根柢尚淺薄的吾人，怎能不深思、琢磨，進一步見賢思齊呢？
（註一）：梅老自日本歸國後，曾有兩年時間時常跟隨楊仁山老居士研習佛學。他在〈六十四自述〉中說道：「三十歲返國，奉趙爾巽總督委充湖北全省地方自治局總辦，復調充湖北高等農業學堂監督。此兩年間，因常常赴南京省親，得向楊仁山師請益。楊師誨我讀華嚴宗、三論宗、法相宗、淨土宗各書，發起佛學研究會，推楊師為會長。」又曰：「（三十二歲）由廣東返湖北，路過南京省親，並謁楊師，蒙授以《中論》、《百論》、《十二門論》各疏，將此三種論文與疏文會合流通。餘作《心經淺釋》求正，蒙賜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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