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廬老人弘傳《論語》析探(摘錄)  

                               鍾清泉


      

    《論語》二十篇,欲從中擇取全經的綱領,則莫過於〈述而篇〉「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一章。
    朱熹《集注》以為:「此章言人之為學當如是也。」學者從這一章經文,可以掌握學習的先後次序,及本末輕重。錢穆對此章的心得是「竊謂《論語》此章,實已包括孔學之全體而無遺。」這一章經文可以概括孔子之學。楊一峰更點明說:「這四句話,實是孔門最完備最扼要的教學宗旨,堪稱為孔子的『四句教』。……乃是孔學宗旨所在。」高明先生也云:「我常用孔子這四句話來說明中國傳統學術的目標、基礎、精神和內涵。」本章雖然只有十二個字,卻蘊含孔學「能所、體用、總別、內外、本末」博大精深的義理。

    貴在明體達用

    歷代學者對於「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的學習,說法各異,如朱熹注云:
   
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
    依朱注則學者當依「道,德,仁,藝」的次第學習,事實上「率性之道」,對於一個初學者來說,如何能領會其中的所以然?(註一)老人精於內典,曉得道德乃心地極其微細的工夫,非一般初學的人可以觸及,故主張以「依於仁」入手最為容易,老人云:
   
孔子雖志于道,而提倡第三層次「仁」,因為道難懂,孔子說:「朝聞道,夕死可矣」,誰知「道」啊?……道也有根本,根本在人的心,心正然後說脩身,心有道,身才是有道的人,才能家有道乃至天下有道。我們不懂道,所以孔子說仁,道附帶說,我們不必做到仁,做到恕就可以了,而且「力行近乎仁」肯行便是近仁。
    王陽明則是以建屋的譬喻分析此章,云:
    問志於道一章。先生曰:只志道一句,便含下面數句工夫,自住不得。譬如做此屋,志于道,是念念要去擇地鳩材,經營成箇區宅。據德,卻是經畫已成,有可據矣。依仁,卻是常常住在區宅內,更不離去。游藝,卻是加些畫采,美此區宅。藝者,義也,理之所宜者也。如誦詩、讀書、彈琴、習射之類,皆所以調習此心,使之熟於道也。苟不志道而游藝,卻如無狀小子,不先去置造區宅,只管要去買畫掛做門面,不知將掛在何處。
王陽明以「志於道」做為基本架構,「據德、依仁、游藝」都是以這棟房子做為中心
──據有它、住進它、美化它,一味凸顯「道」體的重要,有濃厚的「道學」色彩。若順著道學家「貴體賤用」的觀點,到了末流往往疏於力行,流於空談。
    老人雖也主張「志於道」是此章的本體,要人志在本性之道,以「道、德」修己,養成明德智慧。但是在培足智能之後,則要肩負起「人道敏政」的責任,善用仁與藝齊治家國天下。這「明體達用,用不離體」的見識,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學者博學於文先具有「道、德、仁、藝」四大藍圖的輪廓,而下手用功則在仁藝兩端,如此更能符合孔子「修己以安人」的本懷。
   《論語》二十篇,老人取此章,以道德仁藝為綱,使學者知《論語》的要指。二十篇中,各章經文,有說體者,有說相者,有說用者。學者以此四綱,思惟各章經義,綱舉而目張,這是老人教人學習《論語》的康莊大道。

    雪公解經特色

    自古以來治《論語》,有漢學宋學之分,清儒陳澧云:「若講宋學不講漢學,則有如前明之空陋矣。若講漢學不講宋學,則有如乾、嘉以來之膚淺矣。」在漢宋各種注解中,有人抱持「六經注我」的態度,以孔子言辭作為自己理論的依據,有人則以「我注六經」的態度,專注於言辭考辨,力求不失孔子本意。
    漢儒「我注六經」的單純訓詁,老人多所採取,而對於宋儒「六經注我」的好改經文、譏議聖門,以及喜談微言大義,深不以為然。卻也不贊成如《讀四書大全》的王船山、《四書改錯》的毛奇齡等明清儒者「逢朱必斥」的刻薄。(註二)
    老人解析《論語》,不拘泥於漢宋門戶,(註三)從漢宋注解中,捨棄空陋膚淺的部分,擇取合乎孔子本意的注子。若漢宋各注不得其解,則「以經證經」,從《論語》及其他儒經找出可靠的說法,例如為了解釋《論語》〈公冶長篇〉「未知焉得仁」先智後仁的觀點,老人蒐羅了《論語》、〈中庸〉、〈大學〉等經,證明諸經無不以智為先。至於儒者「存而不論」的經文內涵,例如心性、生死等六合之外的境界,從儒經也難得確解,則援用佛典研究法勾深索隱,將甚深微細的奧旨分析闡釋。如〈陽貨篇〉「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老人引《易繫辭傳》解釋「性與習」,再以佛法「體相用」分析「體性無善無惡,業用乃有善惡」。以此證明儒釋兩家聖人所說的性,並無不同,並釐清後世有關「性善性惡」的種種錯謬。
    老人精選注解,以經證經,以期還原《論語》的本意,這是歷代大儒致力之處;而以佛法解析儒經,呈現孔學的體大思精,則自古以來罕有人能如此。老人兼而有之,於孔學的弘傳,大有功勞。
    然老人講授《論語》,意不在成一家之言,純是應時代的需要,眼看「人間爭學公輸巧,草掩宣尼萬仞牆」,不忍聖教衰,不忍蒼生苦,雖已年屆高齡眉壽,壯志不減,不辭辛勞以《論語》開班設教,頗有孔子「不知老之將至」的氣概。這個時代要化人心、安天下,老人篤信捨孔學別無他法,雖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我擊尼山磬,無朋自賞心」滴盡最後一滴血,也要不可為而為之。
    為此,老人時常勉勵學者於《論語》一經,應當「經文用心,字字致意,念誦不忘,要疑貴悟,切實篤行」,學聖言,習聖行,改變自私固陋的心理,建立君子的品格。見到學者偶有怠惰畫地自限,輒以自身已如桑榆之光,理無遠照,提醒學子應珍惜學習,早日自立,往後於學問一端能自己看自己學。行有餘力時,不為名利,不求人爵,在外能為世人講述《論語》,造福桑梓。這種明體達用的《論語》實學,有著濃濃的闕里古風。

    註一︰《孔子與論語》,錢穆云:論其為學先後之次,朱子所闡,似未為允,殆當逆轉此四項之排列而說之,庶有當於孔門教學之順序。(聯經出版,民六三),頁六八。
   
註二︰《東塾集》〈樊昆吾先生論語注商序〉陳澧云:「商訂古人之書,必當辭氣和平,不可囂爭,不可垢厲。若毛西河所著《四書改錯》,不知《論語》朱注『學』訓『效』本於《廣雅》,而曰:從來『學』字無此訓,則非朱子之錯,乃西河之錯也。其囂爭垢厲者,非說經之體,更不待言。」(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七十七輯,文海出版,民五五),頁一八○。
   
註三︰《論語講記》〈公冶長篇〉「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章,雪公云:在「性理」這方面,漢儒比不上宋儒;宋儒講「性理」之學,反對宋儒的以為處處講理,宋儒錯處很多,但是這個「理」字不錯。《易經》、六經,講理的地方很多。因為宋儒學過佛法,所以會說「性理」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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