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篇管仲與晏嬰的合傳。《史記》合傳多是以背景相似或事蹟相關者合併撰述，管、晏為齊國前後任相國，且皆為功臣名相，管仲助齊桓公稱霸諸侯，晏嬰使齊景公顯名於各國，是以合傳。此外，更重要的是在為人上，管仲奢華，晏子簡約；管仲僭越於禮，晏子謹守禮義；兩者間頗有對比作用，亦可見兩人不同風神。
管仲是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諡敬，被稱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潁上（今安徽省潁上縣）人。是中國春秋時代的法家開啟者，也是創立齊國輝煌國威的政治家。政治上提倡尊王攘夷，對內尊奉周天子，對外平定四方夷狄，因此孔子說：「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袵矣。」正是讚揚管仲安定天下的功績。他推行國家新經濟政策，使齊國富強，同時壯大文治武備，使桓公得以九次大會諸侯，一匡天下，成為春秋時代的霸主。
因此，當年公子糾與小白（齊桓公）爭齊國王位時，公子糾失敗而死，管仲寧願被囚而不隨公子糾死，子路認為管仲侍奉公子糾，應忠心不二，且道義上亦不應舍糾而獨活，故稱「不仁」。孔子卻說「如其仁」，為什麼呢？孔子認為管仲雖個人德性有所缺失，但從大局上而言，他安定天下，造福蒼生，這是更大的仁愛。而就管仲言，其心懷雄壯抱負，以輔君治天下為志向，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千里馬需要伯樂的賞識與推薦，鮑叔牙正是那伯樂。管仲曾舉出五件事，說明鮑叔牙的知遇之恩。一是過去一起做生意，自己利益分得多，鮑叔知道是因自己貧窮而不是貪婪。二是為鮑叔謀劃事情不成功，鮑叔認定是因為時機不利，而不是自己愚笨。三是一再不被國君所用，鮑叔認為是因生不逢時，而非不肖。四是三戰三逃走，鮑叔認為是因家有老母不能死，而非膽怯。五是未隨公子糾死，鮑叔知是因不恥小節，一心想聲名顯揚於後世，而非無恥。故「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這番話是讚揚鮑叔的知遇之恩，其實何嘗不是為自己的不當有所解釋。
相對而論，鮑叔牙愛惜管仲的才能，珍惜管仲的志向，在為國舉用賢才的前提下，極力推薦管仲。親自迎請，並為他除去刑具，使桓公金臺拜相，而自己心甘情願處於管仲之下四十年。若無鮑叔牙，管仲不過是齊國的階下囚而已，何來功業可言？而齊國也就沒有這番強大基業，鮑叔的功勞，又豈在管仲之下？為國舉才的重要也由此可知。
管仲助齊國成就霸業，卻未能為齊桓公推舉賢相。管仲病重時，桓公問誰可為相？管仲說：「沒有比國君更了解臣子」，未作推薦。《呂氏春秋•貴公》提到桓公問鮑叔牙可乎？管仲說不可。因為鮑叔牙為人清廉潔直，不接受不如自己的人，而且得知他人之過，終身不忘。桓公又問隰朋可乎？管仲也不贊成，惟無人可用下則可以用。但隰朋與管仲同年死，此後桓公更加親近易牙、開方、豎刁三小人，齊國由此衰弱。
《禮記•大學》說：見賢人不能推舉，或推舉而不在自己之前，這就是傲慢。反之，見不賢而不能貶退，或貶退卻不能驅於遠方，使國君無法接近，這更是重大過失。
所以史魚極力勸國君進用賢者蘧伯玉，辭退彌子瑕，但衛君不聽，於是史魚將死時，對其兒子說：「我為人臣，生不能進賢退不肖，死不當治喪正室，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得知後立即進賢退不肖，此稱為尸諫。相對於此，管仲不如史魚德操的清高，管仲雖逐退易牙等三人，卻未為桓公根絕三子。
《孔子家語》曰：「知賢，智也。」那麼鮑叔的智慧顯然高於管仲。又《孟子•滕文公》說到堯、舜禪讓，以天下為己任，故「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此正可用以分析管仲不能舉賢，是因為德性不足的緣故。
再者，管仲財富可比擬王室，有三歸、反坫的行為，但因治理國政佳，百姓富足，所以齊人不因此責備他的奢侈與僭越。所謂三歸，指管仲有三個庫藏。反坫是君主宴客時，飲後放回酒器的高台，依禮管仲也不應設置。
故司馬光〈訓儉示康〉曰：「管仲鏤簋朱紘，山楶藻梲，孔子鄙其器小。」孔子批評管仲器識狹隘，除了奢華、僭越，還因他治理齊國四十餘年，僅能稱霸諸侯，行使霸道，而未能輔佐君王行王道，以及注重財富、軍政，對周朝的禮樂文化造成衝擊。再者，《論語•八佾》孔子說管仲不節儉、不知禮，亦是針對管仲不能正身修德所作的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