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說：「當領導人以德為原則來辦理政事，就好像北辰在天空中保持不動，而四周的星星就會像雙手合抱地圍繞著它。」
「為政以德」，「為政」包括各種團體的領袖。國家有領袖，大小機關團體以及家庭都需要領袖，甚至臨時聚會所推的代表也算是為政者。領袖辦理德政，遵循著「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處處為人民百姓著想，配合他們的需要，人民所喜好的，就努力去完成；人民所厭惡的，就盡力革除。例如：當領隊帶團旅遊，吃飯時，安排大家都有飯吃了，領隊才可安心用餐；又如帶兵打仗，要和士兵一起同甘共苦，遇到部屬出事，也歸咎自己設想不周，總是以百姓為主，不以自己的問題為重。
「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共」就是「拱」，雙手合抱的意思，比喻眾星圍繞著北辰的現象。「北辰」有各種說法，勉強解釋為北方天中沒有星星的空地。這塊空地保持不動，四周的星星繞著它轉動，就像一位有德的領袖，大家都願意替他辦事一樣。
而「為政以德」並非用了好人才，自己就「無為而治」。如果領袖本身的德行不足以服眾，一樣會產生亂象。例如商朝的暴君紂王，雖然有比干及文王這麼傑出的聖賢輔佐他，卻因自己暴虐無道，竟成了亡國之君。所以領袖本身的德行一定要好，才能留住好人才，即使身邊有了小人，也會漸漸改過，或是自動離開，政治自然呈現清明的景象。
我國唐朝初期建立的「貞觀之治」，是後世為政者的楷模。當時的皇帝唐太宗，他特別關心民間的疾苦及政事的得失，即位不久就要求中央政府五品以上的官吏，要在「中書內省」輪值，實地了解百姓的需求，隨時上奏改革弊病。
有一回，中牟縣縣長皇甫德參上奏說：「皇帝近來建洛陽宮使得人民過分勞苦；收括重稅，人民怨聲載道，而且民間最近流行華麗的高髻髮型，迷漫著奢靡的風氣，更是受到皇宮的影響！」皇帝聽了很生氣，認為德參說話太過分，想要將他治罪。而大臣魏徵上奏說：「德參言語如果不夠激切，就不能引起君王的注意，他的一片忠心，君王您只要選取合理的建言改正就好，何必怪罪德參呢？」太宗事後也發覺，如果將德參治罪，將來就沒人敢提諫言了，反而賞賜德參絹布二十匹，肯定他的忠心直諫。隨後魏徵又上奏說：「君王近日看來不太喜好直言勸諫，雖然表面勉強接受，卻不如從前豁達爽快。」太宗聽了以後，欣然接受，更將德參升任為監察御史，以便就近提出諫言，規範自己。魏徵更多次犯顏直諫，太宗多能克制自己的好惡，開誠布公，實在是位氣度開闊，廣納諫言的賢君！所以在位期間得到許多傑出的文武大臣的同心協助，君臣上下勵精圖治，成就歷史上少見的貞觀盛世。
今日社會貪婪暴力充斥，大家生活充滿不安與壓迫，人人渴求政治清明，古人云：「人存政舉」，國家若出現一位有德為民的領導人，才能撫平人們內心的傷痕。
孔子說：「詩經三百多篇，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思無邪』，每篇都是作者真性情的流露，沒有半點虛假，是人世間的真情呀！」
「詩三百」指的是詩經這本書。詩經的內容是民間流傳的歌謠，古時政府設置了「采詩官」到各地收集歌謠，作為施政的參考。
我們都知道，人生下來就有七情六欲，隨著歌唱來表達。而古代流傳民間的詩歌，便真實地表達老百姓的喜怒哀樂。所謂「聽詩知國政」，藉著詩經來了解老百姓的心聲，並進一步做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辦好人民所喜好的事情，去除人民所厭惡的一切，才符合孔子主張的仁政。古時的縣長稱為「知縣」，就是能夠知道縣內人民的需求，替人民興利去弊的父母官。所以詩經是從政必讀的經典。
「一言以蔽之」，「蔽」是概括的意思，能用一句話代表整部詩經的內涵，這必得融會貫通整部詩經的人才能辦得到。
「思無邪」是詩經魯頌駉篇的一句詩。「思」語助詞，沒有意思。「邪」和「徐」同音，虛假的意思。「思無邪」，是指詩經的詩篇都是作者真誠流露毫無虛假的心聲。
唐代大詩人李白，個性豪邁，氣慨萬千，寫下的詩句真誠坦率、膾炙人口。「客中行」這首詩描寫他身在異鄉作客的感觸，全詩一言以蔽之── 思無邪，一片誠心。李白詩云：
「蘭陵美酒鬱金香，玉碗盛來琥珀光；
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
「蘭陵美酒鬱金香」，李白在蘭陵作客，離家很遠。此地的美酒，浸泡鬱金香，散發出濃濃的香氣。
「玉碗盛來琥珀光」，白皙晶瑩的玉碗裡，美酒盪漾著，映照琥珀般的光澤。
「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有了滿懷盛情，真誠待客的主人，為我準備如此美酒，令我深深感受賓至如歸的情意，一飲便醉了，竟然忘了身處異鄉呀！
離鄉背井，不免發愁，甚至愁思難解。而主人「能醉客」發自真誠招待李白，李白也感受主人盛情，歡喜接受，一剎時，愁思消逝得無影無蹤，一飲而醉。此詩意在言外，雖然是描述暢飲美酒令人陶醉，李白要表達的卻是主人真誠款待，賓主盡歡的感受呀！絕不是倡導酗酒，切莫誤會！
朗誦詩經，或是吟詠唐詩，不外就是要學「思無邪」真誠不虛的精神。學詩可以變化氣質，令人溫柔敦厚，善用一顆真誠的心，體會對方的心聲，互相以誠相待，彼此關懷，時時想到如何利益大眾，這是「詩」──「可歌可泣」，最令人動容的地方啊！
孔子說：「辦眾人的事情，用政令規章來領導人民，遇到不遵守的人，就用刑罰要求看齊，這樣人民一心只想如何避開刑罰，心中卻欠缺羞恥改過的心。應該進一步，運用道德仁義引導百姓，開發他們自覺的本能。遇到偏差言行無法自動改正配合時，就需教導禮節，使百姓相互約束，不好意思犯錯，這樣就能生起羞恥心，漸漸改正回歸到良善的境界。」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是引導，為了治理百姓，訂出政令規章，讓人民有所依循，就是「道之以政」。遇到不遵守政令的人，使用刑罰強迫他們配合。
但是他們的內心不服，只是表面應付，能夠避免刑責就夠了，遇到刑罰比較輕時，就昧著良心犯了法。其實，服從政令是國民的義務，受罰就是妨害社會秩序，對不起休戚與共的生命共同體，不能貢獻反而破壞，豈不慚愧可恥呀！
「道之以德」，中華文化確信人人本具高尚的德性，惟賴充分開發啟迪，就能自我覺察過失自我修正言行，成為一位自利利人的彬彬君子。
「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格」是來的意思，有了羞恥的心慢慢改善，就會來到至善的境地，這就是「有恥且格」。禮節條文是考慮人情事故而設計的，偶然遇到違禮的人，大家待之以禮，反而讓對方覺得不好意思，內心生起羞愧，就會想改過而不願再犯。所以倡導德與禮，可以觸動羞愧的念頭，才能徹底改善身家社會，獲得真正的安定。
孔子曾讚美周文王「至德也已矣」，文王的道德的修養及教化達到極致了。文王當時，有虞、芮兩國國君，為了交界地起了爭執，久久無法調停，就相約往見文王。兩人一到周朝國界，看見農人們在相鄰的田埂互讓；遇到路上有年老的長者，大家相約讓路；再走進朝廷，看到文武官員個個彬彬有禮，謙讓有加。兩位國君看到這般景象，生起了大慚愧，心想爭地的事如果告訴文王，反而玷污了至德的文王，就不好意思，先行告退。回國後，一起讓出爭執的地方，後人稱這塊地方叫「閒原」。諸侯們知道這件事，更加讚嘆文王的德風，因為文王是「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讓人打從內心生起羞恥心啊！
政治經緯萬端，孟子說：「善政不如善教。」完善的政令規章，是政治的重要內容，如果只偏重嚴刑峻法，反而滋長了殘忍刻薄的惡風，這是人民不願見到的。一位領導者，如果肯用道德禮教以身做則，啟發人民的良知良能，自動自發知恥改過，那政治清明，人民安居樂業，就像水往下流，沛然誰能禦之，指日可待了！
孔子說：「我十五歲就立志全心定在求學上；到了三十歲，學業有了根底，能立住不會搖動；到了四十歲，遇到任何變故，都能權巧應付不被困住；到了五十歲，就能知道上天的命令；到了六十歲，聽到任何一句話，都能明白它的本義；到了七十歲，順從自己內心的欲望做事，都不會超越規矩法度。」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有」同「又」，「」十有五」就是十五歲。孔子幼年和鄰居小朋友遊戲，就喜歡擺設俎豆，學習祭祀的禮節，可見孔子從小就樂於學習。「志于學」，是孔子全心全意定在求學上，志向堅定不移，學習永不停止，這正是成聖成賢的活水源頭啊！
「三十而立」，經過十五年奮發求學，學問就像樹木生了根紮住地，可以挺立不移，也就能自立於成聖成賢的大道而卓然挺拔。
「四十而不惑」，遇到事情能分辨清楚，好的積極辦理，壞的就湊合人情應付了事，這種通權達變的智慧，能處世而不生困惑，才能真實做到自利利人。
「五十而知天命」，一般人認為「萬般皆有命，半點不由人」，把個人的際遇歸於上天的安排，自己卻作不了主，顯出消極無奈的想法；孔子卻懷著「樂天知命」積極的態度，逆來順受，更相信命運受個人心念所左右，肯下決心改過遷善，命運就跟著改善。我國很多歷史記載星辰的變化，正反映出人事的異動，而人們心念的改正，星辰也跟著變動；如能深明天命的道理，才能不怨天、不尤人，持守君子大道而樂觀進取。
「六十而耳順」，同樣的一句話，只因人、時間、地點種種背景不同，它的含義就有不同，所以聽明白對方的心意是不容易的。「不學詩，無以言」，詩是婉轉含蓄，透過學詩，了解它的文法，進一步體會詩的旨趣，才能進入詩的內心世界。學詩、懂詩，運用這種聽話能力，才能正確了解對方的心意，也才有恰如其分的對答。所以，一聽就明白對方的本義，這種「耳順」的境界豈是容易？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常人起心動念，都是善惡交雜，甚至充塞著損人利己的念頭，難怪人與人之間，衝突不斷，痛苦煎迫。反觀孔子心中所想到的，都是純善的念頭，這種自然毫無掩飾的境界，何等光明！何等自在呀！
孔子周遊列國時，楚國的葉公遇見了子路，就請問子路說：「孔子是怎樣的人物啊？」時常陪侍孔子左右的子路，竟然不知從何角度，才能得體地描述高深莫測的老師。後來，子路向孔子稟告此事，孔子就教子路：「你為何不這樣講：『我們老師一發憤學習，連吃飯的事也忘了。學習產生了樂趣，最憂愁的事也不見了。甚至不知自己已將邁入老年，卻像年輕小伙子一樣積極奮發呀！』」
本章孔子自述每十年都有新的境界，正是來自他一生「學不倦」的精神。我們要把握年少的黃金歲月，努力向學，往「立、不惑、知天命、耳順、不踰矩」的境界前進。這五個階段，雖然不能一蹴可及，也正告訴我們目標尚遠，應該力學不輟，不可半途而廢！
孟懿子請問孔子如何盡孝，孔子回答說：「父親交代學禮的訓示，不可違背。」之後，學生樊遲替孔子駕車，孔子告訴他：「孟孫問過我如何盡孝，我回答他說：『不要違背父親學禮的訓示。』樊遲聽了以後，繼續發問說：「這是什麼意思呢？」孔子說：「父母活著時，要按禮節來事奉父母；去世時，要按禮節辦理喪葬，按禮節追祭父母，這樣實際行禮，才能不違學禮的訓示呀！」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孟懿子是魯國大夫仲孫何忌，他的父親孟僖子在魯昭公七年，陪昭公到南方楚國去，因為不懂得幫助國君行外交禮節，結果遭來大家的恥笑。回到魯國後，特別講究學禮，臨終前召集屬下說：「禮，就像大樹的幹部那樣重要。一個人缺乏了禮，就無法立足在世上。」遺囑中更叮嚀兒子孟懿子及南宮敬叔一定要向孔子學禮。此章孟懿子請教如何盡孝，孔子答覆「不違背父親學禮的訓示」，就是提醒孟懿子要注重此事。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樊遲是孔子的學生，「孟孫」就是孟懿子，孟懿子問孝時，孔子只回答「無違」，孟懿子沒再發問，孔子也就保持緘默。之後，藉著樊遲的發問，孔子才說出如何行禮盡孝。學生有了主動的學習興趣，孔子才適時的啟發，這是善教的良師啊。
「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大孝終身慕父母，不論父母活著或已故，唯有依著禮節事奉、埋葬、祭祀，才能恰如其分的盡孝心。例如：父母去世時，孝子哀痛非常，思念父母養育的辛勞，在喪期間對於享樂的事自然不感興趣。所以在禮記記載，服孝的子女，食衣住行一切生活都要粗糙簡約，不宜去聲色場所。
孔子當時，魯國三家掌權，下臣對長官處處瀰漫著不敬禮、違禮的風氣。孔子以「無違」點醒三家之一的孟懿子，要守禮行禮，洗雪父親不知禮的恥辱，若能進一步樹立尊禮的好名聲，發揚父親學禮的志業，便是中庸所說：「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善於繼承先人的志向，實踐先人的事業，才是名符其實的孝行呀！
禮是六藝之首，是孔子教學的重點，從禮記一書可以窺得禮的內涵，至於下手處，可以由常禮舉要及弟子規奠定基礎。禮是中國人的光榮徽章，身為炎黃子孫豈可忘失本有的傳家之寶？
孟武伯請問如何盡孝。孔子回答說：「除了自己身體的疾病之外，如果其他方面都能做到謹言慎行、德行不虧，使父母安心，這就是盡孝了。」
「孟武伯問孝」，武伯是前章孟懿子的兒子仲孫彘。他生在貴族家庭，從小就養成縱欲傲慢的習慣，生活浮濫，缺少檢點。此時向孔子問孝，可見心中尚有父母，因此孔子便委婉作答。
「父母唯其疾之憂」，「唯」是獨的意思，「其」指的是子女。我們都知道父母對子女事事掛心，如果能讓父母放心，就是盡孝。然而，每個人的身體即使小心維護，也難免生病，所以孝子只讓父母擔憂自己的疾病，其餘的表現都令父母安心。假如子女用偷來的財物孝敬父母，父母知道了，豈不痛心；若是別人發現了，更會陷父母於不義，而遭來羞辱，這樣豈能稱作孝順呢？孝經說過︰「揚名聲，顯父母。」孝子言行謹慎，做事利益大眾，得到大家的肯定，一致推崇父母教子有方，光榮加諸父母，正是盡孝的楷模。
三字經說：「竇燕山，有義方，教五子，名俱揚。」竇燕山是距今約一千年前，我國五代時期的人。他家境雖然富裕，但是心術不正，專門用欺騙的方法賺錢，以至於到了三十多歲，仍然沒有生下兒子可以傳宗接代。有一回，他夢見去世的父親告訴他說：「你一生不但沒有兒子可以繼承家業，連自己也會短命早夭，希望你早日修德行善，或許可以改變命運啊！」燕山猛然驚醒，從此立志改過，廣行善事，舉凡親戚去世無法埋葬的，就出錢協助；有子女適婚沒錢辦理婚禮的，就出錢幫他完婚。另外，他還將每年的收入，扣除日常費用及祭祀所需，拿來權充救濟金。由於家人生活節儉樸素，因此就改掉了奢侈浮華的習性。再者，他又自費興建學校，收藏豐富的圖書，敦聘優秀的老師，招收來自四方孤苦貧寒的學生，設置豐厚的獎學金，鼓勵他們學習，培養出許多優秀人才，為大眾服務。如此力行不懈的結果，後來他竟然接連生了五個兒子，而且個個都聰明俊偉。
之後，燕山再次夢見父親告訴他：「你這些年來，積功累德，勤勉不輟，上天知悉，已經為你延壽，而且德蔭子孫，希望你不退初心，要更加勉勵行善呀！」燕山謹記在心，修德不輟，果然五子個個居高官要職，造福人民；八個孫子也人人貴顯，受人尊重。他本人更活到八十二歲高壽，臨終時身體沒有什麼病痛，談笑間就過世了。他後半生努力修德，澤及子孫，告慰父親，自己也自在去世，樹立改過遷善的義方，更恪盡了孝道的本職。
反觀今日，某些青少年流行飆車，吸食毒品，結交不良朋友，荒廢學業，放蕩言行，讓許多父母擔驚受怕，辜負父母的心血與期望。奉勸大家幡然改過，敦品勵學，方能立足社會，無愧天地！
學生子游向孔子請問如何盡孝。孔子回答說：「現在行孝的人，都認為能供給父母生活所需，養活父母，就算是盡孝了。可是，像狗和馬這些畜生，也能養活牠們的父母，替牠們的主人服勞役。所以，如果缺乏恭敬心，那這樣的盡孝和狗馬又有什麼分別呢？」
「子游問孝」，子游是孔子的學生，姓言，名偃，在孔門中以文學見長。此章子游也請教如何盡孝，可見孝順的美德是孔子教學的基礎。
「今之孝者，是謂能養。」這句是描述當時行孝之人的心態。他們認為盡孝，就只是養活、照顧父母的身體而已。其實這只算孝經中最下等的盡孝。
「至於犬馬，皆能有養。」此時孔子語氣一轉，說到狗能替主人看家防衛，馬也能夠負重載人、分擔勞役，如此說來，能養的孝子又能高出狗馬幾許呢？
「不敬，何以別乎？」敬是從心中敬重父母，對父母言行不隨便，也就是人畜的分界線。禮記說到只有人類能夠學習禮節，雖然鸚鵡、猩猩能夠學人說話、動作，偶而也會有合禮的舉動，但是牠們內心不懂得恭敬，依舊是飛禽走獸。因此，行孝若不能從內心體會父母的想法和心願，讓他們安心歡喜，那豈能有別於犬馬呢？
清朝大儒曾國藩先生的事業、文章輝煌彪炳，去世後，朝廷特別追贈他為「文正公」。
他生在湖南，大約三十歲就到首都北京擔任官職。由於離家很遠，無法就近侍奉父母，所以就勤寫家書問候，報告自家狀況，並關心故鄉的人事物。此外，他也經常寫信勸勉弟弟們敦品勵學，對他們的關心指導，猶如父親一般。有一回，他在家書中特別和弟弟們討論「孝弟」的道理。他說：「弟弟們的性情都十分真摯誠懇，雖然專長不在詩文，但如果肯照著禮記中的曲禮和內則兩篇，實實在在地去實踐，一定能讓祖父母、父母和叔父母，個個安樂順適，就連家中的兄弟姊妹、大人小孩，也能感受到溫馨和諧、秩序井然，這才是真正的大學問！至於詩文做不好只是小事，不必在意。孝弟真實履行了，詩文反而會不自覺地進步呢！」
曾文正公還說：「事親以得歡心為本。」他雖然無法就近奉養雙親，但能體會父母的心意，不但自己立身行道，更協助兄弟家族安居樂業，大家和樂融融。這就是以父母的心當作自己的心，替父母操心盡力。這種敬重父母的行誼，正是中國孝道可貴之處，也是孔子期待能養的孝子，能更上層樓、注入恭敬的用意所在啊！
子夏請教孔子如何盡孝？孔子回答說：「為人子女，若能做到和顏悅色，讓父母整天高興，是最難能可貴的。如果只是長輩有事情時，替他們服勞務；有了飲食，先讓長輩享用，這樣就算是盡孝了嗎？」
「色難」，「色」是臉上的顏色。臉上的顏色會隨著個人的喜怒哀樂而變化。侍奉父母，首先要能做到「養身」，照顧父母的生活所需。進一步，則必須「養心」，讓父母天天都高興，臉上洋溢著喜悅，這樣才是難得的孝行。如何讓父母快樂呢？第一步，必得了解父母的心意，站在父母的立場著想，讓他們活得有意義，生命有價值。為人子女如果能做到和顏悅色，才能進一步承歡膝下。現今社會，達到這個目標的人十分希罕，對父母大呼小叫、疾言厲色的人所在多有。自己做不到和顏悅色，對父母親的感受又全然不理，老人家心中充滿鬱悶，想快樂真是難呀！
「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饌」是「餕」的意思，也就是吃剩下的食物。「弟子」是年幼的晚輩，「先生」則是年長的長輩。「有酒」就包括了吃的食物和飲料。對待長輩要做到「恭敬」，所以必先承擔辛苦的工作；至於享受，則謙讓長輩。以這種恭謹的態度對待父母親，就算是盡孝了嗎？下文說︰「曾是以為孝乎」，「曾」乃「是」的意思。這是一句活動的問話，反襯出「服勞、食饌」這些敬重的態度，還不是孔子心目中理想的孝道啊！
我們都知道，孔子教孝，委婉深入。從上一章子游問孝，即訓勉弟子不只應做到「能養」，供給父母生活所需，更要做到恭敬。而本章則進一步教導「色難」，提醒弟子不可只停留在恭敬的言行上，而要能深體親心，讓父母每天快樂歡喜，這樣才是孝思所繫呀！
有一位建築業的鉅子，小時候家境貧窮，母親以賣菜維持生計。由於母親疼愛孩子，所以每天一早都會為愛子煎一粒荷包蛋。這種習慣一直到這位鉅子事業有成，財富累積億萬，依然不輟。有一次，這位鉅子一早看到荷包蛋，卻厭煩地把煎好的蛋摔在地上。母親發現了，關心地問：「是不是媽媽煎的蛋不好吃呀？」這位先生當時覺得非常愧疚，因為怕忤逆了母親的愛心，隨即便說︰「不是！不是！是剛才不小心撞翻了！」連忙撿起來，拍拍灰塵，一兩口吃下去，而且直說：「好吃！好吃！」母親看到了，臉上洋溢著幸福的笑容。
後來，老太太仍然每天出外賣菜。有朋友看見了，便告訴這位鉅子，要他勸母親不要再去賣菜，免得讓人恥笑他不孝。鉅子卻說：「母親至今生活規律，每天到市場賣菜，和朋友、客人有說有笑，只要她不過於勞累，我倒希望她每天都如此歡喜呀！」
在奉養恭敬之餘，又能博得母親一片歡心，這位建築業鉅子的「色難」孝心，不由得令人羨慕讚嘆啊！
孔子說：「我和顏回談話的時候，他整天都只有聽講，沒有一點反應，好像愚癡的人一樣。然而私底下，我仔細觀察他和同學談論的內容，卻能將我對他闡述的義理，發揮得十分恰當。顏回實在不是愚笨啊！」
「吾與回言」。顏回，字子淵，是孔門德行科的首位賢者。他好學聰穎，而且有仁德。孔子非常看重他，盼望由他來傳承道統。怎奈，他比孔子早亡，孔子痛失英才，哀慟不已！
本章是孔子對其他學生稱讚顏回的情形。
「終日不違如愚」。「不違」，是說顏回對於孔子所教導的內容完全吸收，沒有提出任何疑問。「如愚」，是指看起來好像愚笨的人。因為顏淵總是沒有疑問，所以孔子誤以為他大概都聽不懂。
「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私」，不在公開場合，指的是私下和同學討論的時候。老師為了深入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都會在日常生活中暗地觀察，如此才能因材施教。孔子私下觀察，發現顏回在和同學互相討論的時候，都能將課堂上老師所闡述的義理，發揮得非常精當透闢。
「回也不愚」。顏回外表雖然穩重如愚，然而對於師長的微言大義，卻能發明得有條有理，可見其內心必定澄靜，方能涵容、貫通所學。由此可知，研習一切學問，必須先從心地下手。
我國東晉時，大書法家王羲之膝下有三個兒子──徽之，操之，獻之。有一次，他們一同前去拜見宰相謝安。當時，老大、老二兩人，東家長、西家短，盡說些俗事，只有老三在寒喧之後，就靜默不語。等到三兄弟告辭後，在座的客人就請教謝宰相：「剛才王家三兄弟，您看那一位最有出息呢？」善於知人的謝安回答說：「小的獻之最佳。」後來，王獻之在書法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尤其在草書隸字方面，成就更是突出，這都與他沉穩的修養大有關係呀！
古代上私塾讀書，有時只教兩三行的經文，就要坐上一整天。如此不斷地複習，就是要先訓練定住身體，久而久之，心就跟著靜下來，進一步，才能安然自得，有所領會。易經說：「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良善吉祥的人，說話簡潔、不囉嗦；反之，內心煩躁不安的人，說話多到自己都控制不了。試想，如果無法靜心沈潛，研究學問怎能深入有成呢？
孔子說：「觀察一個人的時候，可以先看他目前所做的事，接著再擴大觀看他所經歷過的事，最後再看他辦完事後，心裡安住的情形。如果能這樣周遍、仔細地觀察，一個人的真面目，那裡藏得住啊！那裡藏得住啊！」
「視其所以」。「視」所指的是目前所看到的，包括日常生活發生的事情。這只算是單方面，不可僅僅以此來判斷一個人。
「觀其所由」。「觀」的範圍比「視」更加周遍，是把一個人所有的經歷，都列入觀察範圍。另外，在遇到特殊的事情時，也注意他如何處理，根據什麼來處理。這樣不但能免於偏見，而且更能了解這個人的想法和動機。
「察其所安」。在開始觀察一個人之後，除了注意他當下的處事和過去的經歷之外，還要留意他的用心和心情變化。例如做好事後，他是覺得不滿足還是得意？如果不滿足，就會更積極為善；若光是得意，為善就難免停滯不前。反之，做壞事後，他是憂愁苦惱還是沾沾自喜？如果憂愁，就表示不忍心為惡，有改過的動力；若是沾沾自喜，就容易沉淪罪惡而渾然不覺。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經過以上三個步驟的觀察，除非是「大奸若忠」、「大智若愚」的人，要不然一般人是無法藏住真面目的。孔子重複說「人焉廋哉」，就是強調絕對藏不住。
伊尹是商朝開國君王－－湯的宰相。湯王去世後，傳位至嫡孫太甲。因為太甲不學好，暴虐亂德，伊尹就把他放逐到桐宮去，希望他改過自新。當時大家以為，伊尹趕走國君，是想奪權篡位，都認為他是個小人。經過三年，太甲改過遷善，伊尹就迎接他回來，把政權交還給他。這時大家才知道，伊尹真是賢德的君子。所以，一個人的功過得失，豈能因一時的表現來論斷呢？
孔子觀人的方法，教我們學會全面觀察，不可因別人有一兩件事辦不好就疏遠他，這樣會失去許多人才。如果我們常常以這章經文作自我省察，看自己的動機是不是純善？做完事心情如何變化？用心檢省、改過，進德修業必定日進有功！
孔子說：「溫習已學過的東西，從中體會出新的涵義，並學習未學過的新學問，這樣才可以成為老師呀！」
「溫故而知新」，溫，將水加熱的意思，比喻所學過的東西要熟練複習，才能學為所用﹔如同食物已冷，須再加溫才可食用。現代人講究新發明，有創意，如果沒有透過學習，了解舊的東西，豈能有新的發明呢？孟子說過：「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對於學過的反覆深入體會，無論從左邊或從右邊任何一端切入，都能源源不斷深入其中。所謂「學而時習之」，就是透過時常溫習，有了新的體會，喜悅的心才能油然而生。
俗話說：「活到老學到老」，正說明了學習是永無止境的。守舊泥古或是排斥新知，都無法和時代接軌，豈能「日知其所無」？
「可以為師矣」，當老師的，如果只是累積許多新舊知識，不能舉一反三，發明創新，而只限於「記問之學」，就無法勝任教職。在傳授學問給學生之前，老師本身要先為自己上課，將所學的東西不斷的練習反芻，讓新意源源流出，正式授課時，才不會誤人子弟呀！
近人李霖燦先生，曾任故宮博物院副院長，對藝術方面，有獨到研究，到過雲南省西部偏遠山區考察，當時鄉人送他一本論語，其中說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陌之邦行矣！」這幾句話深深地打動了他。因此勉勵自己以誠摯的態度，真心和當地人交往。時過境遷，五十年後，當地人還為他立碑誌念，使李先生為這誠摯的友誼感動不已！
李先生當時的年紀才二十九歲，第一次讀論語，就有了如此的信心，而五十年後的他七十九歲，歷盡滄桑，回頭再次讀到論語，將經文用正楷抄在卡片上，雖然費時又笨拙，但邊抄邊讀反覆的思索，把論語恭恭敬敬的又讀一遍，有了新的領會，並寫了一本「活活潑潑的孔子」。文中，對於世俗誤認孔子為陳腐迂闊的偏見，有所釐清﹔在人生問題的解決上，更覺收穫良多，讀後令人耳目一新。
宋朝程子曾經說過：「讀論語之前是這等人，讀完論語之後仍是這等人，那就是不曾讀過論語。」對於論語及中國的各種經典，不斷溫習涵養並透過實踐，經典的生命必能日新又新，而兩千五百年前的至聖先師孔子，也依然活在眼前一般。
孔子說：「志在成為道德學問有成的君子，不要像一種器具，只限單一功用而已！」
「君子不器」，器是器具，例如扇子只能搧風，毛巾用來擦拭身體，一種器具就只有一種用途。但是君子不管大事小事都能辦理，即使遇到小事也會善盡其責，不敢忽略。時時不忘勤奮學習，務求通達事理，決不自我設限於一種專才。
如果是不學無術，不能成才成器的人，決非「不器」的內涵；反之，所學浮泛，「樣樣通，樣樣鬆」，是雜學無根，缺乏真才實學，更非「不器」的真義。君子肯自我提升，不限於一種才能，平時充實內涵，下學而上達，講究內在修養，志在造福大眾。
明朝王守仁先生，奉命征服長久為患的福建巨寇，又平定寧王朱宸濠之亂，替朝廷除去心腹之患，可謂戰功彪炳，但他不以此自傲。為官每到一處，就興辦學校，讓當地子弟受教育，講究禮讓風氣，希望大家普沾孔子仁德的教化。而身旁跟隨著許多學生，不管他軍務多麼繁忙，總不忘為學生講學，所提出的「致良知」學說，更在師生間身體力行，講究內省自覺的功夫，志在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學問事業，豈是單一功業所能形容呀！
今日社會講究專業，必須深入精通個人所專門的項目，才能對大眾有所貢獻，但不應擁有一技之長為滿足，應養成終身學習的習慣，擴大關懷，才能符合君子自利利人的本色！
子貢請問孔子，如何成為一個德學兼備的君子。孔子回答說：「首先必須講究力行。事情完成了，隨後補充說明就可以。」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與人共事，首先必須建立互信，所以說話守信用非常重要。
而君子的影響力非同小可，因此若能做到言行相符，對己對人就能產生安定的力量。此處孔子所言，目的是要子貢著重「力行」。這是因為一般人常犯言過其實、信口開河的毛病，所以孔子這段話正好加以對治。在論語中，孔門弟子有多處跟孔子談到「君子」，而孔子回答的都不相同。這是因為孔子隨著不同的情況和對象，就有不同的指導。
在明朝嘉靖年間，江西省有位俞良臣先生，不但博學多聞，而且多才多藝。十八歲那年，他在考中秀才以後，想進一步考舉人，可是卻接連七次都失敗。到了四十歲左右，因為家貧，只好擔任私塾的老師，以維持家計。他和十幾位同學組織文昌社，倡導惜字放生，互相勉勵進德修業。而且每年除夕就寫一分疏文向灶神禱告，說明自己如何行善修德。但是到了四十七歲，他卻依舊窮途潦倒，家境也沒有些許的改善。
有一年除夕傍晚，他在家中愁嘆不已，恰巧有位老先生路過聽到了，就進來慰問。俞先生見他是位有道的長者，就向他訴說自己行善沒好報的經過。老先生聽後，就告誡他說：「雖然你結社勸善，但是口是心非，所謂善言善行，都是敷衍了事，只為了沽名釣譽，實際上沒有一件事是誠心誠意的。至於每年寫疏文稟告灶神，這是褻瀆神明，獲罪都來不及，怎麼可能會有好報呢？」俞先生聽後，非常驚恐，就誠心乞求老先生開導。老先生看他尚肯懺悔，不失仁厚本心，就勸他從今起，清理掉自己不好的念頭，往善的方面著力。如果能力辦得到的善事，不論大小、難易，就應該實實在在去做，不求回報，也不求虛名。遇到能力不及的，也要勤勤懇懇，隨喜讚歎，讓好事圓滿。俞先生聽後，就勇猛改過遷善，結果自己的晚年不僅健康長壽，而且子孫滿堂，一家和樂。由此可知，富麗堂皇的空言虛語，怎能和紮紮實實的力行相比呢？
俗云：「有麝自然香，不必當風揚。」麝香本身香氣濃郁，不必藉由大風吹送，就能滿室生香。這正如強調實踐力行的君子，即使不加宣傳，亦不損其光輝耀眼的人格啊！
孔子說：「一位品德學問兼備的君子，遇到事情總是考量全體，為公設想；而品德學問欠缺的小人卻偏袒徇私，喪失了公正。」
這一章經文，孔子以「周、比」區分君子和小人。周、比二字，都有「周密結合」的意思，差別在那裡呢？「周」是以忠信道義和合，「比」卻是為利益私心結合。
「君子周而不比」，君子辦事大公無私，即使在親兄弟與怨家之間，若怨家在理上站得住腳，也會秉公處治，不偏袒自家兄弟。
「小人比而不周」，小人內心曲曲折折，缺乏正直。待人處世徇私舞弊，人格漸次破損而無法察覺。
楊震先生是東漢時代的人，擔任東萊太守時，有位從前舉薦的茂才王密，，已升任昌邑的縣長，卻趁著夜黑，帶著十斤黃金要來賄賂楊震。楊震表示：「我了解你的能力才舉薦你，但是你反而不知道我的為人，竟然還拿黃金來賄賂我？」
王密說：「我趁著黑夜來，非常小心，沒人會知道的，您就收下吧！」
楊震聽完，義正詞嚴地說：「天知、神知、我知、你知，怎麼沒人知道呢！」
王密聽後羞愧不已，趕緊離開。楊震希望一切都是攤在陽光下，秉公處理，不因王密是自己舉薦的人，而刻意偏坦縱容他，這便是「周而不比」的君子。楊震為官，堅持清廉無私，所以子孫們的生活過得極為清苦，許多故舊長輩紛紛勸他置產開業，改善家裡的經濟，楊震卻堅持當一位清官，他說：「如果後人稱我的子孫是清官的後代，這樣的尊重，正是我留給子孫最有價值的遺產啊！」
後來，楊震的子孫接連三世都擔任相當今日五院院長三公職位，權重朝廷，受到當時人的尊敬，可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試問：周而不比、公而忘私的君子，上天的眷顧，豈會錯過？
在學習的過程中，你是否遇到過障礙呢？努力的學習卻無法和生活相關連，自己經過了學習也沒有改善！或者已規畫出一條人生的康莊大道，卻仍然原地打轉，無法掌握正確的方向，充滿了疑惑。這些學習的問題，要如何解決呢？
孔子說：「學習而不尋思其中的義理，自己就會茫然無所得，甚至誤解了其中的義理。反之，只注重思維而不學習前人的典籍模範，就容易產生疑惑而無法肯定力行。所以『學』『思』必須同時注重。」
「學而不思則罔」，「罔」有罔然和誣陷兩層意思。論語一開頭就注重學習，而學習必須用心思維，才不會罔然沒有心得。若還未正確了解真義就妄加評斷，便會背離原義而誣陷別人。
宋朝的大學者程伊川先生曾經擔任皇帝的老師，他每次讀史書，告一段落後，就闔上書本，思維整個事件的成敗原因。如果發現有不合道理的地方，就反覆思維。
尤其遇到僥倖成功或是不幸失敗的特殊狀況，決不盲從一般的看法，也不受表面的跡象的影響，這樣深入研究清楚了，才往後繼續看。
「思而不學則殆」，「殆」是猶疑不決。思維能使學習更加深入，如果只思維而放棄按部就班的學習，就會產生疑惑而流於空想，徒耗精神而已。明朝文武雙全的理學家陽明先生，在十八歲時，對大學「格物」的學說很有興趣。宋儒朱熹認為「做聖賢，要格天下之物」，他便以朱熹的格物說法做了一次實驗，對著庭院中的竹子沉思。花了七天的功夫去窮思研究，結果一點至理也沒悟得，反而辛勞苦思，生了一場病，於是發現以「格物」窮究的方法要成聖賢是做不到的。
禮記中庸講到求學必須具備── 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層工夫。「博學」後加上「審問」的仔細追問，是屬於「學」的工夫；「慎思」後能更深一層「明辨」確定方向，則是「思」的工夫。結合了「學」和「思」，就能醞釀實踐的原動力，紮實的「篤行」必然恆久不輟。
孔子一生善學又善教，學思兼備的觀念是他老人家寶貴的經驗！我們在學習的道路上，如果能齊運「學、思」的雙足，邁步前進，必能穩穩地抵達至善的境界！
孔子說：「學習不同的技藝，如果無法專精深入，常常見異思遷，這樣就會造成很大的損害啊！」
「攻乎異端」。「攻」是「專治」的意思；「異端」是不同的另一端。而「攻乎異端」是指一項功課尚未學完，就拿另一項來研究，這樣同時學習不同的學問技能，無法專一，就會耽誤原先的正課，結果一事無成。所以應當養成「方讀此，勿慕彼，此未終，彼勿起」的良好習慣。
此外，「攻乎異端」還有另一層意思，指所研究的學問偏於極端，無法「執兩用中」，而產生自誤誤人的後果。「執兩用中」就是深入了解正反兩面的內容，並進一步採用中道的作法，避免偏激。
「斯害也已」。「斯」是「此」的意思，指的就是「攻乎異端」的作法；「也已」是語助詞，沒有任何意思。「攻乎異端」或許一時能滿足時代的需要及個人的好惡，然而因為偏離中道，終究會衍生流弊而被人摒棄。
例如戰國時期有名的法家商鞅，很受當時秦國國君的賞識。在他擔任宰相期間，實行「變法」，主張嚴刑峻罰，結果秦國很快就強盛起來。但由於政令過於嚴苛，所以百姓總是提心吊膽、人人自危。比如實行「連坐法」，只要有一家犯罪，其餘九家一定要舉發，如果不提出糾舉，十家就要一起判罪。後來史家評論商鞅，都說他不肯推行仁義教化，只用權謀霸術來取悅君王，一意孤行的結果，終致喪失了百姓真誠的信任，秦國的凝聚力也因此受到嚴重的傷害。
現代社會非常重視「專業」，若想在三百六十五行中成為狀元，必得在自己的領域裡不斷深造才行。只是，在鑽研、用功的同時，也應該常常反問，自己是否因為過於投入，而出現偏差的想法和行為？若有，應立即檢討修正，讓思想回歸正軌，如此一來，才能創立福國利民的事業，成為出類拔萃的人才。
孔子說：「由啊！教你如何才是『真知』的道理。如果遇到知道的事，就說知道，遇到不知道的，就說不知道。這樣能清清楚楚分辨『知道』或『不知道』，而能誠實面對自己，不加掩飾，正是『真知』的真正涵義。」
「由，誨女知之乎！」「誨」是教導、「女」是「汝」的古字，就是「你」的意思。「知」是真知，這個字不簡單，孟子講「良知良能」，王陽明提倡「致良知」，都說到本來就有的「真知」，所以不可輕忽「知」這個字。
「知之為知之」，如果聽聞道理之後，不能進一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尤其缺乏「篤行」的工夫，沒有確實去做，只停留在「說食數寶」，就不算是真正知道。
「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如果剛才說的五層工夫，尚未完全做到，就不算是「知道」，唯有誠實而不虛偽，承認自己不知道的部分，正是內心「真知」的作用呀！一般人為了面子，總喜歡掩飾自己的缺失或不明白的地方，所以趾高氣昂，表現一副不可一世的樣子，這樣內心的「真知」就被泯滅了。
孔子晚年所整理的典籍中，春秋一書是依據魯國歷史改編創作的。孔子以審慎的態度，記載了魯隱公一直到魯哀公，共有十二公的歷史。為什麼孔子只記載這十二公呢？原來孔子透過「親見」「聽聞」「傳聞」的方式，來印證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的史實，一字一句都是謹慎不虛言。所謂「親見」是指孔子本身親自見到的事實；「聽聞」是指別人親見而說給孔子聽的事跡；「傳聞」是指別人聽到而轉述給孔子的故事，孔子秉持「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嚴謹的筆法，作成春秋。當春秋一書完成之日，亂臣賊子懼，因為春秋明白寫出各國亂臣賊子的罪行，使得小人的行徑無所遁形，讓人感到畏懼，犯上作亂的惡行自然收斂起來。
目前，社會上虛偽掩飾的風氣盛行，著書寫作猶如小偷一般，東抄西抄就成了自己的作品。本身沒有真實的工夫、深切的體驗，強不知以為知，正是我們應該深自警惕！
子張想求得俸祿，擔任公務員，孔子教導他說：「多多聽聞，把有疑問的地方保留，其餘有把握的部分，則謹慎地發表出來，這樣就能減少過錯：另一方面，多去增廣見聞，把懷疑的地方保留，其餘有把握的部分，則謹慎去實行，這樣就能避免後悔。能夠做到言語少過錯，做事少後悔，俸祿自然就在這謹慎的言行之中了！」
「子張學干祿」。子張是孔子的學生，姓顓孫，名師。「干」是「求」的意思。「祿」是出任官職所得的俸祿，猶如今日公務員的薪水。此章乃子張向孔子請教如何擔任一位稱職的公務人員才能無愧所得的俸祿。
「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尤」是「過錯」的意思。天下事盡可廣學多聞，若有疑問之處，就保留不說；至於有把握的雖有十成，但只說七、八成即可。一般人大多反其道而行，不懂的偏偏裝懂，只有七、八成把握的，卻說成十成把握。因此，隨意說話，反而多生枝節，錯誤百出。
「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殆」是「不安」的意思，意即對於所見識過的事情，如有覺得不妥的地方，不但不說，而且也不應貿然實行。至於有十成把握的部分，只做到六、七成，自然就能避免後悔。
「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言行如果能夠謹慎，說話少過失，做事不後悔，這樣就是一位稱職的公務員。
孔子的弟子南容，每當獨處的時候，總是心存仁德；在大眾場合說話，也句句合乎道義。有一次他讀到詩經「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意思是「潔白的圭玉有了瑕疵，還可以磨掉，變成一塊美玉。但言語若不謹慎，有了過錯，就無法改變了。」南容反覆諷誦，涵泳此段經文，對於自己的言行不斷要求修正，所以孔子稱讚他「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意即南容在國家政治清明時，必被重用，擔任公職；如果國家混亂無道，南容的謹言慎行，也能避免遭到無妄之災。孔子觀察到南容的美德，就將自己哥哥的女兒，嫁給這位尚德君子。而他的美行，正是本章最佳的典範和最好的詮釋。
魯哀公請教孔子說：「有何作為能使百姓信服政府呢？」
孔子答說：「舉用正直的人，職位安排在枉曲的人上面，百姓對政府就有了信心，便肯服從政府了。若是舉用枉曲的人，職位又安排得比正直的人高，百姓對政府必然失去信心，心中便有所不服！」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哀公是魯國的國君。百姓對國君及政府有信心，是推行政治的重要條件，所謂「民無信不立」。百姓信賴政府，心悅誠服於政府的領導，才願意配合各項措施。一般百姓，雖不當國君，若身為一家之主，自己有否想過：「我能不能讓全家人都信服呢？」以個人而論，早上的我和下午的我，心理想法就不一樣，如此連自己對自己都很難了解和掌握，豈能奢求別人的信服？
「孔子對曰」。身分低的人回答身分高的人，用「對」。古人用字非常嚴謹，一字有一字的含義。孔子恭敬地回答魯哀公的問題。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舉」是舉用人才來替百姓辦事，「錯」是安置。「直」是直心。那一種人夠稱得上「直」呢？依照事實，有就說有，沒有就說沒有，絕不欺騙的人，而「枉」就是不正直的人。「錯諸枉」，只要舉用正直的人，把權位安排在枉曲者的上面，也不必立刻換掉枉曲的人。如此一來，國家大政由正直的人討論釐定，處處考量福國利民，政治為之清明，百姓對政府自然有信心，感謝政府的辛勞。而身居政府一員的枉者，仍然得到百姓的贊同，反而會受到激勵而改過向上，肯定正直者擬定的政策，歡喜推行。否則驟而廢置枉者，枉者往往變本加厲阻撓政府的施政，如此將陷國家於不安之中。
東漢末年，諸葛孔明輔佐劉備，在四川建立了蜀漢。後來劉備不幸早死，託孤給孔明先生，請他繼續輔佐兒子劉後主。孔明竭盡心力，鞠躬盡瘁，竟然在出師攻魏時，病死在五丈原。在幾次出師攻魏前，他曾先後上表進諫後主，為人君要親近賢臣，遠離小人，才能興隆漢室，繼承先帝的遺志。孔明過世後，侍郎董允為人公正，講究信用，輔佐後主正直盡忠，後主對他非常敬畏。當時官居要職的還有許多賢才，都是孔明在世時所推薦的忠臣。可惜，後主身旁有一位宦官黃皓，擅於巧辯，阿諛奉承，很得後主的寵愛，但是黃皓畏懼董允，還不敢為非作歹。董允在世時，只讓他做到「黃門丞」這樣小官，而無法參預國家大事。
董允去世後，陳祗代理董允職務，黃皓就和陳祗相互勾結，很快就高升為「中常侍」，預聞國政大事，操弄權柄。當時吳國使者薛珝自蜀漢歸國後，吳國君王問他蜀漢政治的得失，薛珝很清楚的回答說：「蜀漢君主昏庸而不知己過，輔佐的臣下只求佔有職位而推諉罪責，在朝廷中聽不到有人直言勸諫，經過蜀國的國境，百姓衣食難繼，面有菜色。但是君臣之間卻怡然自得而不知大禍臨頭！」過了兩年，魏就把蜀漢消滅了！領導人不肯「舉直錯諸枉」，寧可私心作祟「舉枉錯諸直」，弄得百姓不服，如此國家怎有不亡的道理？
季康子向孔子請問：「如何使人民做到恭敬、盡忠以及互相勸勉行善？」孔子回答說：「面對人民時，言行能夠莊重，人民自然產生恭敬；教導人民對父母盡孝，自己也能夠慈愛人民，人民便肯盡忠職守。選出善人擔任公職，來教導不善的人，人民就能相互勸勉向善！」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季康子是魯國大夫，「康」是他的諡號，古代依據諡法論斷一生的功過得失。「子」是他的官爵。季康子掌握魯國大權，希望人民能夠對他恭敬、盡忠，並且自動勸勉行善，這樣政治就容易推動。
「臨之以莊，則敬。」臨，是指居上位面對人民的意思。莊是莊重不隨便，一切依禮而行，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上位者本身率先做起。
「孝慈則忠」這句話卻從兩方面做起，一方面教導人民在家庭中孝順父母；另一方面上位的領導者，能真心關懷部屬，視民如子。切勿驕縱自己，「視民如犬馬」，甚至「視民如草芥」，造成人民形同陌路，反目成仇。
春秋戰國時，秦繆公有一次走丟了一匹好馬，後來發現好馬，竟被岐下的鄉民三百多人，殺煮吃掉了。繆公手下官吏非常氣憤，想治罪這三百人。繆公卻說：「君子絕不因畜生而傷了人命。」更寬宏大量表示：「吃了好馬肉，不飲酒是會傷身的。」隨後賜酒給這三百鄉民。之後，秦國攻打晉國，繆公軍隊非常窘迫，難與晉國匹敵，這三百人自願請纓加入戰陣，冒死爭先衝鋒殺敵，不只打了勝戰，而且俘虜了晉國國君。所以上位者慈心視百姓，百姓便會心悅誠服。
「舉善而教不能，則勸」，這句話不是從國君或人民說起，特別強調第三者，孔子勸季康子要舉用善人推動教化。孔子不直說不善者的缺失，也不強調用刑罰來制止，而是建議季康子提拔善人教導不善者，讓百姓觀摩好的模範，心裡生起羞恥心，彼此勸勉為善。孔子五十歲時，季氏推舉擔任中都宰，經過孔子三個月的治理，中都百姓受到教化，了解禮節的重要性，男女走在路上，分道而行，不慎掉了東西，也能路不拾遺，善好政風遠播國外，各國都派人來觀摩學習。
孔子曾說：「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為政者以道德引導百姓，善用禮節整飭行為，百姓心中自然產生羞恥心，進而改過遷善。本章中莊重自己、慈愛人民，倡導孝親及選舉善人，正是仁德的政治。為人主管想打造優質環境，這章經文是必修的課程。
有人對孔子說：「您為何不辦理政治呢？」孔子回答：「書經上說：『孝順啊！就是孝順，並能友愛兄弟姊妹。』能推展實在的孝弟之道，也正是辦理政治的內涵，何必一定要當官，才算推行政治呢？」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當時孔子沒有當官，有人認為孔子就無法推行政治、利益人民，故有此問。
「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孝乎惟孝」，白話解釋為「孝就是孝」，意即「孝」是百善的首要，沒辦法解釋清楚，本來就是如此。這是贊「孝」之辭。「友于兄弟」，是說「孝」如樹根，必須深深地紮住，才能培養出「弟」、「忠」、「信」、「禮」、「義」、「廉」、「恥」等德性。
「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中國人把政治概分為兩種層次：第一層是法治（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就是只用政令領導人民，用法律約束人民。結果人民為了逃避法律的處罰，反而喪失了羞恥心。第二層是德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就是以仁德來領導，用禮節來整齊人民的言行。人民受到感化，就能產生羞恥心，自願改過遷善，漸次蔚為善良風氣。本章著重推行孝弟，正好符合德治的內涵，而孝弟之道若能因個人的推動而大行，這和辦理政治是沒有兩樣的啊！
三國時，管寧為了躲避賊寇，移居遼東三十五年。因為他德行高潔的緣故，所以仰慕而來親近的人很多，不到一個月，附近就自然形成一座市鎮。管寧見此，便開始推廣教育，替大家講授詩書，闡揚孝弟之道，引導當地人民奉行。漸漸地，前來受教的人愈來愈多，其間風俗之淳厚聲名遠播，連朝廷都想延攬他出仕當官。但管寧卻辭不肯就，甘願為一介平民，終老一生，他高風亮節的品格，後人至今仍然稱頌不已。可見，沒有爵位的仁德君子，倡導孝弟，深植民心，達到移風易俗的效果，這樣的「政績」和出仕為官的人相比起來，是毫不遜色的啊！
孔子說：「一個人假使沒有信用，就不知道他還有什麼可以取法的了。這好比大車缺了連接車和牛的『輗』，小車缺了連接車和馬的『軏』，怎麼能行動無礙呢？」
「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信」位於傳統八德「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的中間，具有關鍵的地位。之前，學而篇也曾提到「主忠信」，可見孔子對「信」相當重視。但是，一般人卻忽略它，常常犯了失信於人的毛病。要知道，有了這種缺失，即使自己具備許多優點，別人也不會注意到的。關於這一點，在社會上辦過事的人，相信一定能夠領略。在明白守信的重要性之後，實踐時一定要非常用心，因為即使學養俱優的君子，也會不經意地犯了「妄語」的毛病。看看明朝的俞淨意先生，在經過張老先生的點醒後，才懂得反省自己的言行，知道自己無意間犯了許多口過，可見唯有「謹言慎行」，才能讓說話做事趨於篤實，這是邁向「守信」的第一步啊！
經文接著說：「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大車」指的是「牛車」，「小車」指的是「馬車」。「輗」是連接車轅和牛軛的小木頭，「軏」則是連接車轅和馬衡的鉤子。雖然「輗」和「軏」都是體積不大的小東西，在整部車子當中並不起眼，但是當車子要行動的時候，卻一定要有它們，否則車子和牛馬就會離散。尤其在車子轉彎，左右速度不同的時候，必須靠「輗」、「軏」來協調平衡，這樣車子才不致於偏斜、傾倒。孔子用「輗」、「軏」來比喻「信」，非常傳神。因為守「信」一般人認為價值不大，所以當利益衝突時，便常失信於人。然而，人群相處，從家庭、社會以至國家，想要有良好的互動，協調各自的差異，「信」是絕對必要的橋樑，如果沒有了「信」，所謂「生命共同體」的理想，就成了空中樓閣，不切實際了。
學習「守信」，要先從自己謹慎言語開始自我要求，一旦答應了別人，只要是合義之事，就要全力以赴。各種自利利人的道德事業，就是在「信」的前提下順利啟動的，吾人應勉力朝此目標前進，做一個值得信賴的有德君子。
子張請問孔子說：「十世以後的情形能夠預先知道嗎？」孔子回答說：「殷朝的禮制是從夏朝來的，所增加和刪除的部分是可以知道的；而周朝的禮制是從殷朝來的，所增刪的部分也是一樣可以知道的。假使後代接續周朝所設立的禮制，即使經過百世，也一樣可以知道呀！」
「十世可知也？」一「世」，通常指三十年。子張請問十世，大概是三百年以後的情形。意即：三百年後的情形是否可以預先知道呢？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商朝因為盤庚遷都到「殷」地，所以又稱為「殷朝」。「損」意謂將原有而不合時宜的禮制廢除；「益」是指因應時代的需要而新設的禮制。「禮」涵蓋的範圍既深且廣，可以從它的內容，看出當時人們活動的一切情形，所以孔子就舉出時代最接近，資料較完整的三代來說明。夏、商、周是三個連續的朝代，經過比較之後，便可以看出禮制損益的情形。隨著朝代而改變，禮制的增損是為了符合當時人民不同的生活型態和習慣，這是屬於外在的形式。不過，禮也有其不變的本質存在，這絕對要守住，人民才能安定。孔子曾經說過：「人而不仁，如禮何？」一個人若缺少「仁德」的本質，只有外在的形式，怎能算是合於禮呢？不管時代如何改變，「仁德」的本質是不能改變的，而傳統「八德」── 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正是仁的德目，禮的本質。
「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孔子身處周朝，看出朝代必然興替，有生有滅，這是大自然的定律。即使經過百世之遠（約有三千年之久），仍然可以了解禮制的本質必不可變，會改變的只有外在的形式。
吾人正在百世之內，今日刑法大都來自外國，如能配合禮的本質加以修訂，規範大家遵守八德，契合五倫十義，必能合乎仁德，安定和諧的生活也才有著落！
孔子說：「祭拜他人的祖先，或是祭拜自己不該祭的神祇，為了貪求賜福，這是諂媚的行為；遇到應當負責的事，卻極力逃避，以為沒有好處就不做，這是缺乏勇氣。」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鬼」包括鬼和神。鬼，指自己家裡的祖先。神祇，則是外面天地山川的神祇，必須合乎身分才能祭拜。別人家有喪事前往弔祭，如果和生者認識，目的在安慰生者不要傷心過度，這是「弔」慰生者。如和死者有交情，也只在靈前祭拜就算合禮，死者自有子孫負責祭拜，不必過問。假使死者沒有子孫辦理後事，此時朋友就應負責料理。
中國文化講究五倫關係，夫妻剛結合只算是人倫而已，一旦生了小孩就算是成「家」，便屬於天倫。之後依序建立起親子、兄弟姐妹的天倫關係。中國人常提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不孝順的三件事中，以沒有後代子孫傳續香火最為重大。假使沒有後代子孫祭祀祖先，整個家族的延續自然斷掉了。家庭和家族不穩定，國家的合成就無法堅固壯大，所以中國文化非常重視祭祀。
「見義不為，無勇也。」君子絕不自私自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平時各有監護人，如果需要幫助時，君子就會盡力協助，適時支援。甚至義當為朋友犧牲，也在所不惜。這種君子，可以有利不要，有事承擔，不盡力去做就覺得可恥，自然勇氣十足，見義勇為。
宋朝名相范仲淹先生，任職開封府首長時，派遣兒子純仁用船運送麥子五百斛到蘇州。純仁在途中遇見父親的老朋友石曼卿先生，就上前請問近況，曼卿先生回答說：「家中有三個人去世，無錢可以辦理喪事，至今仍停靈在家。」純仁聽了不忍，將五百斛麥子和所帶錢財全部交給石先生，湊足喪事費用。雖然如此，范純仁覺得石先生似乎還有心事未了。追問之下，得知他有兩個女兒已到適婚年齡，苦無錢財為他們辦理婚事。范純仁身上已經沒有多餘錢財，他不假思索，就把運麥的船送給石先生，解決婚禮的費用。辦完事後，回到開封向父親稟告遇到石先生的事，說到把麥子和身上財物給了石先生仍湊不足費用時，范仲淹立刻表示：「為何不連船也給他呢？」純仁回答說：「已照辦了。」范仲淹很欣慰地說：「太好了！」父子同心同德，見義勇為，傳為千秋佳話。
禮記說：「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利益當頭，絕不苟且貪得；遇到危難，只要義之所在，絕不逃避，這是正人君子該有的節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