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王闔廬起兵伐越,卻兵敗受傷而死,兒子夫差即位,受伯嚭讒言所惑,寵信伯嚭而疏遠子胥。伯嚭受越王賄賂,使夫差接受越國求和,造成句踐臥薪嘗膽、生聚教訓,二十年而滅吳國。
子胥了解句踐復國之心,力勸吳王夫差及早滅除,卻反被吳王以屬鏤劍賜死。臨死告訴他的舍人,要挖其眼懸掛在東門上,以見越軍入侵滅了吳國。夫差聽說後大怒,將子胥屍體裝在皮袋中丟入江裡。
子胥為吳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相對於鞭舊君楚平王之屍,欲滅祖國,讓同胞歲無寧日,真是天壤之別,而一切只因要為父兄復仇。
其孝心雖可感,然楚平王已死,自己在吳國聲望、功業皆輝煌,也足以光耀門楣,盡其大孝,何不就此平息瞋怒,急流勇退,以保全一身?可惜不取於此,最後福壽皆無,讓人唏噓。可見有能力、知權變卻無德之人,是天道所不容的。
而說子胥懂權變之理實也未必,所謂權變要不違背正道方可。伯嚭曾說子胥為人剛強暴戾,少恩情、多猜疑,其怨心恐做出大禍。此雖是伯嚭讒言,子胥對吳國並無禍心,但對楚國的作為,卻正是如此。
回顧費無忌為求名利富貴,不思國家的長治久安,更不在意百姓的福祉而危害楚國,可謂佞臣。
伍子胥輔佐吳王闔閭,修法制以任用賢能,獎勵農商以充實倉廩,治城郭以建設守備。孫武攻破楚國後,吳王擁有「春秋五霸」的地位。闔廬將死,各公子爭奪王位,子胥在闔廬面前以死幫助夫差取得王位。如此盡忠於兩代國君,卻未存要吳王報答之心,可見子胥絕非佞臣。
但是為報家仇而鞭屍、戕國,更令楚國年年都遭吳國軍隊侵犯,百姓天天無平靜日子可過,若就對楚國而言,則與費無忌何異?
當年在會稽山上,夫差答應談和,放了句踐,十餘年後越王句踐卻是滅吳並殺夫差,拒絕談和,這就是夫差不聽子胥諫言的下場。
殷朝微子有「人臣三諫不聽可去」的說法。也就是說,為人臣屢屢勸諫而不被採納時,已無輔佐的功能,就不妨離去。可惜子胥在吳國以功臣自居,居功則貪戀所創的基業,難有捨棄之心。
同時期的范蠡,壯大越國並助句踐滅吳,而後以句踐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逸樂,乃浮海而去,保全一生。魯仲連境界更高,協助平原君打退秦軍,但不接受封地賞金,認為為人排難解紛應該無所取,否則就是商賈交易之事,於是逃隱於海上。漢朝張良亦是功成身退,不知去向。
《老子》說,天地長養萬物而不居功,而天地之功恆在。《老子》又說:「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也。」天道為何?「四時更運,功成則移。」的確,四季變換,無從留戀,無從恆久,一切順時而行就是天道。人事亦興衰起伏終有盡頭,隨順因緣,不強求、不執著,方是天理。
孔子說:「仁者必有勇」,《老子》也說:「慈故能勇」,人必仁慈方能真勇,不仁則為匹夫之勇。凡敢犧牲自己所有以助人者,就不怕失去,也就無畏;那麼必能勇敢面對一切,此方為真勇。伍子胥距離這等境界,顯然尚遠。
《論語•子路篇》孔子引用當時人常說的一句話「為君難,為臣不易。」為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此即忠義之臣。忠臣為盡責與實踐一己理想、志向而無怨無悔,也別無他求,故「功成身退」未始不是一個完美的人生退場方式。只是人性多欲望,很難如此灑脫,更難無欲無我,因此功臣有時下場並不好,也就可以理解。
伍子胥一生為兩代楚王謀略國事,及輔佐吳王,可謂忠義,但最後仍不得善終,也許正是因其所為皆有欲,其欲望即復仇,此仇恨之心勝過正道。如此之臣,對楚國不忠不義,在吳國也經不起讒言之害,結果如申包胥所說「天定亦能破(懲治)人」!蘇子由認為:「員至鞭舊君以逞,逆天而傷義,卒以盡忠而喪其軀,其天哉!」也是說明子胥傷害仁義故有此下場。《史記》司馬遷說得好,「怨毒之於人甚矣哉」,怨恨驅使人復仇,結果就如刀一進一出般相互報復,對人一生是多麼嚴重的傷害。
《春秋•公羊傳》宣揚復仇的正義性,後人就以此攀附孔子《春秋》有復仇說,實際不然,清朝《春秋》經學家多所研究辯證,明確證明此乃《春秋•公羊傳》的一家之說。宋朝王安石就因此憐憫子胥復仇志向,認為子胥報仇雪恥是壯士。以復仇盡孝合於禮義,故為合情合理的勇者。
另一派則從對楚國不忠、不義、不仁的角度,認為子胥所為不合天理。《越絕書•越絕篇敘外傳記十九》曰:「子之復仇,臣之討賊,至誠感天,矯枉過直。」此說最為中肯。子胥為父兄報仇實是孝悌親情,義可感天而不為過。但若是藉吳國之力問罪於楚,驅逐暴君楚平王(平王當時已死),殺佞臣費無忌,應當已是完成報仇,此時就可收手,泯除仇恨。但子胥仇恨一人而重創一國,更掘墓鞭屍,實乃矯枉過正,已經不合乎中道,也就是不合正理。
行筆至此,深感讀歷史能讓人了然正理之真義,世間人當培養智慧,做到起心動念間皆能揚善去惡,如濁水經過沉澱而清明透澈,永世不傷性德。(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