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非以文章名世，卻有〈岳陽樓記〉名傳千古。提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可說無人不知曉。這句名言，乃化用《孟子‧梁惠王》︰「樂以天下，憂以天下」。但孟子所言，為「與民同樂」之理；若就先後層次來看，《論語‧雍也》所言︰「仁者先難而後獲」（仁者必優先處理人民之苦難，不管再怎麼勞苦也要去做；等事情完成之後，才安心接受應得的獎賞），意思更為貼近。
北宋慶曆四年，滕宗諒遭貶巴陵郡，隔年重修岳陽樓，函請謫居鄧州的好友范仲淹作記，附寄一幅《洞庭晚秋圖》，並說︰「山水非有樓觀登覽者不為顯，樓觀非有文字稱記者不為久。」范仲淹當然了解好友的鬱悶！他們同年登科，如今俱遭貶謫，天涯淪落。但范仲淹深知好友「豪邁自負，罕受人言」，乃藉作記之由，勸慰好友跳脫悲喜之境，不役於物，開展生命嶄新的格局。
細讀〈岳陽樓記〉，條縷分析，至少有下列四個特色︰
一、以「謫」貫串全文︰開篇即從「滕子京謫守巴陵郡」切入；次段以「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為轉折；三、四段寫「遷客騷人」覽物，因雨而興「去國懷鄉，憂讒畏譏」之悲，因晴而起「心曠神怡，寵辱偕忘」之喜；末段以「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自抒心境。正因各段都含有與貶謫相關的語詞，由負面提升到正面，讓「謫」有了更深的意涵，並藉此來寬慰知己。
二、善於運用對比︰全文多處用到對比，例如首段「謫守巴陵郡」與「政通人和，百廢具興」對比，凸顯滕子京的長才。次段寫「岳陽樓大觀」，從「大」落筆，不作細節描繪；三、四段寫雨景、晴景，則刻畫入微，前後形成強烈對比。再者，三、四段寫「遷客騷人」因雨而悲，因晴而喜，與末段「仁人之心」先憂後樂的胸懷相比，更顯出仁者「異於二者之為」！
三、文章脈絡分明︰就文義開展層次而言︰先寫作記緣由，再寫岳陽樓大觀，並延伸到雨悲、晴喜兩種心境，最後再提出仁者襟抱，呼應首段作記緣由，完成全篇架構。
再講細一點︰作者採取觸景生情（或由景入情）的筆法。由「雨景」，引出遷客騷人的感物而悲；由「晴景」，引出遷客騷人的覽物而喜。
那「雨景」與「晴景」可否對調？答案是不宜。由「雨悲」到「晴喜」再到「仁者襟抱」，最合乎感情延展的脈絡。因為「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既是開啟「雨悲」、「晴喜」的關鍵，就應採用「雨悲」（直接照應「遷客騷人」）↓「晴喜」（因美景暫時遺忘貶謫之悲）↓「仁者襟抱」（真正超越一己得失的憂樂）。如果將「晴喜」寫在前面，下段再轉為「雨悲」，再過到「仁者襟抱」，層次就顯得雜亂。
四、深詮仁者之心︰先看原文︰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從文中可看出︰要具備仁者的襟抱，首先必須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才能跳脫物欲的糾纏、際遇的悲喜；這是屬於「修身」的層次。
接著要奉獻所學，為國為民服務：「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不論得志或失意都憂國憂民，這是「治國」的層次。最後所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則為「平天下」的境界。
儒家主張愛有等差，諸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等皆屬之。觀察范仲淹平日所作所為，從日常修身乃至治國、平天下，無不以「推己及人」的恕道為根柢，故能行之久遠。
在錢公輔〈義田記〉提及文正公︰「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群族之人」，這是一種了不得的義行。但從「初，公之未貴顯也，嘗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二十年」，可知文正公早有此志，只是能力未及，當他有祿賜之入，就開始著手，終於完成自己的心願。
更難得的是︰「公既歿，後世子孫修其業，承其志，如公之存也」，從這裡可看出文正公影響力之深遠。正由於他有這樣的願力與胸懷，當他執政時，就將這分心力由家族擴充到國家、天下。這股力量乃是由內而外，自然而然發出，因此不論他居家、為官、守邊，都能克盡本分，實踐正道。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范文正公三者兼具，雖然他自謙要去追隨「仁人」，實則他已經從自我的信念、心願與力行中，達到了仁人的境界。無怪當時被尊稱為「天下第一流人物」！他的胸懷與處世態度，實為吾人的典範。
【前期連結】嗇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