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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用《詩》、《書》、《禮》、《樂》教育弟子，大約有三千人，其中精通六藝的有七十二人。至於像顏濁鄒一類，受到教誨，但不是正式弟子的，就更多了。

孔子教育有四方面：學養、言行、忠恕、信義。文章學術都是為了傳道，從學道而成學養；言行要慎獨，力求端正；為人一以貫之，忠恕而已；誠信乃處人處事的根本，無信不足以立身。

規戒方面也有四項，不任意揣度、不武斷而應行中庸之道、不固執、不以我為是。

特別慎重的是有關齋戒、戰爭、疾病，因為齋戒祭祀是敬畏神與祖先，故須慎重；戰爭必傷害百姓家園，也須慎重；疾病涉及生命，是以謹慎。

此外，孔子在教學問答中，輕易不說利，因為牟利展現私慾，容易悖道違德，不當索求，故不說。

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故也甚少說生死禍福的事。

至於天命的道理，因為深奧，也較少闡述，以免不懂的人胡亂揣測言談。

孔子說仁最多，言性其次，言利最少。說仁道多是因為這就是忠恕之道，是為人處世的根本道理，故不能不說。

《史記．太史公自序》：「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孔子罕言空理，故天道與性命這種深奧不易明了的道理很少說。

至於孔子教育弟子的方法很重視思考，所謂學而不思則罔，然而無所得則教導也就無益，如此孔子就不去啟發開示。若是舉述一端而對方不能聯想、反思，孔子就不再重複講述。所謂老師提點，學生要能觸類旁通，否則重複講述也是枉然。

孔子在鄉里，謙恭得像個不善言談的人，但是他在宗廟禮法和朝廷政事上，就不能不論辯事理，只是態度要恭謹不放縱。因為祭祀禮法攸關國家的根本，而論議朝政是為臣的責任，故不可不盡心分辨說明。

至於上朝時，與上大夫交談，耿介正直，不諂媚或畏縮；與下大夫交談，則和樂安詳，不自大或嚴厲。

進入國君的公門（國家機關）恭敬有禮，這是對國君的禮貌，也就是對國家的敬重。進門後急行而前，則是謹慎不輕率的樣子。

國君命他迎接賓客，容色要莊重，不亢不卑。國君召見他，不等待車駕備好，就動身起行，不敢絲毫怠慢。生活中當魚肉變了氣味，或宰殺不正都不吃，席位不正不就坐。

這表示生活起居要求端正合禮，不容自己輕浮，不像現代人為求舒適或快速，常便宜行事，不知禮儀的存在。事實上，無禮就失去規矩，行為就難以端正，人事就無法祥和。禮義是生活的依循軌跡，不容輕忽。

孔子在有喪事的人旁邊吃飯，從來沒有吃飽過，這是出於感同身受而傷悲，所謂人溺己溺，也是慈悲的一種顯示。

孔子若遇到不幸的事，哀傷而哭，哭過後就不願再歌唱，因為傷痛仍在，無法歡唱。

看見穿孝服的人和盲人，即使是個小孩，也必定改變面容以示同情。這種同情源自於仁心，在感同身受下自然而出的情感，而非表面的態度而已。

仁乃善之端，仁是人性的本質，人而不仁，就不是人，與禽獸何異？

孔子還說：「三人同行，必有值得我學習，可做我老師的。」因為見到好的要學習看齊，見到不對的要自省改正，所以都是自己的老師。又說：「不修養道德，不講求學業，聽到正義道理不跟隨，對錯誤又不能改正，這些都是我所憂慮的。」

孔子請人唱歌，唱得好就請再唱一遍，然後自己也和唱。

孔子不談論怪、力、亂、神的事情。所謂怪，指不合於正道、常理的事，例如風水、邪醫等；力指暴力、非正當的力氣；亂指惑亂、擾亂、迷信等；神指鬼怪靈異。

孔子不是指其不存在，正是因為存在而不談論，才能既不迷惑人心，也不擾亂社會，使正者發揚光大，邪者消失匿跡。本段孔子言論可參見《論語．述而》。

子貢說：「夫子在六藝上的闡述，我們得以見知；夫子講述有關天道與性命，我們就很難聽聞到。」

顏淵既讚佩又感慨地長嘆一聲說：「仰慕夫子所教的道，越來越知崇高，深入鑽研越覺堅實深厚；看似在前，忽而在後。廣博多面向的學習，夫子善於循序漸進地誘導，廣博我們的學識、明白道的體用；用禮儀來規範我們的言行，使一切都合節度；如此學習直到究竟處，我想停止學習都不可能。我已竭盡才力，能確立不動搖了。但是仍想追隨下去，因為還不能追上夫子的究竟境界。」

達巷這地方的人說：「偉大的孔子啊，他博學多才，卻沒成就專家之名。」孔子聽後說：「我要專執於哪一方面呢？是專於駕車？還是專於射箭？我看還是專於駕車吧。」

《論語．述而》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孔子所學所用是各方圓融，而非專門成就於單一方面，如此方得其究竟。至於世俗所謂成為專家，孔子謙虛的說：「我專長射嗎？還是御？我就算以御車為專長了。」

子牢說：「夫子曾說：『我沒有被朝廷任用，所以才學會許多技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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