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一向有「北孔子、南文昌」之說，足見文昌帝君信仰之盛行。
傳說，晉代，張亞降生於四川梓潼縣，宿世敦行五常，奉行儒、釋、道三教，自行化他，欲止於至善。座下有眾多士子，成為蜀中宗師，後作方外之遊。過世後，因他功高德著，遂得職掌「文衡」，評定天下文章，為國取士。及門弟子，為了紀念他，建祠祭祀，尊稱「文昌君」。唐玄宗、僖宗入川避難，文昌君曾顯靈擁護，待兵亂平定，封文昌君為晉王，故後加稱「帝」，以示尊敬。
《文昌帝君陰騭文》，約在元明時代問世，力勸世人「不邀名，不望報，不求人知，而人陰受其德」（見清．孫念劬《全人矩矱》）。陰騭，語出《尚書．洪範》，周武王說：「惟天陰騭下民，我不知其彝倫攸敘」，陰是默默，騭是安定，意謂人只要默默的作，上天自能安定賜予功德。人果能行陰德，貧者能富，賤者可貴，病者可痊，無兒女者可生育，耳聾眼盲者有醫能治，命短者有壽，「俱從陰騭中得來」（見清．趙如升《陰騭文像注》），默默行善改過積德，自有福報。
這種觀念深受士人百姓認同，樂於奉行，故六百四十一字的《陰騭文》，在民間流行甚廣。例如有位趙淨恆，他發願：「住世全憑《陰騭文》，出世全仗彌陀父；若能兩念成一念，步步金橋共玉路。」另一位吳道生則願：「佛珠在手，鑪香日焚。生前何善？奉《陰騭文》。」（見《蓮修起信錄》）從此二例，便知此文幾乎已成世人奉行的生活規約。
有人說《陰騭文》是道教之書，佛門不宜提倡。文昌帝君在《陰騭文》，勸人「奉真朝斗」，應敬奉天仙星宿，故後人把此文歸於道書。其實，天仙皆因尊敬三寶，奉行十善，得以升天作仙，故能享受飛行自在，宮殿莊嚴的快樂。這些天仙因學佛行善，得以升天，難道不應禮敬嗎？且《陰騭文》本非道士所作，只因此書流行甚廣之後，道教之徒把它納入道藏。如此豈能視為道書？
書中引用佛經：「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印光大師云：「此兩句包羅一切戒法，了無有遺。」欲修佛法的定慧，捨戒別無他途，故文昌帝君引用佛經，警示世人種種改過積德善行，這些無非是戒。
《陰騭文》提倡「印造經文，創修寺院，買物放生，持齋戒殺，舉步常看蟲蟻」，勸人常行佛法的福德善行，可謂佛法化的善書。故印祖勸人「凡皈依三寶者，日誦《陰騭文》，一言一動，無不納於戒律，必成大器。每日或念三五遍，至少須念一遍，盡此一生念」，於學佛大有助益。
清朝，周夢顏居士，字安士，江蘇昆山人士，博通經藏，深信淨土法門。生平樂善好施，凡有人遇到急難無助者，如請他幫忙，不惜典當家財，提供協助。他通達世間事務，熟悉江蘇一帶的水利得失，曾撰《蘇松歷代財賦考》。康熙三十八年，康熙皇帝南巡，周安士在揚州的九龍橋迎駕，上疏〈請減蘇松浮賦事〉，朝廷雖未採納，但是他為民請命的仁心，昭昭可見。所以在《陰騭文廣義》，周安士引舉實例，歷代官員士紳因減賦而感動上天，在功名、子嗣、壽享等，取得善報。後來，一位姓張的巡撫聘請他，校對宋、元、明的儒書，晚年在家安詳生西。
自明朝《了凡四訓》一書，大受人們歡迎之後，各種「善書」應運而生。善書的因果報應，令人心生警惕，較諸六經《論語》、《孟子》之言，更平易近人，收到輔翼天下之效。周安士以覺醒世人為己任，以移風易俗揭示良範為職志，他「以奇才妙悟之學識，取靈山、泗水之心法，就帝君隨機說法之文，著斯民雅俗同觀之註。理本於心，詞得其要。徵引事實，祛迷雲於意地。闡揚義旨，揭慧日於性天」（見印光大師〈安士全書序一〉），使讀者有所仿效。
《陰騭文》原是善書，經周安士「徵引事實，闡揚義旨」的廣義，祛除讀者心中疑雲，揭露人人本有的慧日天性，能引人進入出世法門，且樂於發願求往生淨土。就此而言，周安士的《陰騭文廣義》彷彿是在《陰騭文》的龍身龍首，一點睛，使世法出世法緊密連結，故印祖以「奇書」稱譽。
《陰騭文》的內容，大略可分「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兩大類，故周安士在《廣義》云：「此兩句，收繳全篇之局。」諸惡莫作部分，文中都以「勿」作為禁止，如勿網魚毒蝦，勿宰牛、棄字紙，勿謀財妒能，勿淫人妻女，勿唆人爭訟，勿壞人名譽、婚姻、手足情、父子恩。至於眾善奉行部分，不外存平等心、擴寬大量兩端。
《陰騭文》略提道理，並未詳言事實，作眾惡，有何惡果？行眾善，有何善報？這方面則有待周安士徵引「儒、釋、道、歷史、筆記、府志等書」實事，以充實之。常讀此書，使人「日用云為，居心行事，大而治國安民，小而一言一念，咸備法戒，悉存龜鑒。」（見印光大師〈安士全書序二〉）因有此書，古聖先賢教人如何主敬慎獨、正心誠意的道理，不致落入空談。
周安士以「因果」之理，貫穿全書。文昌帝自言「吾一十七世為士大夫」，周安士據此論述：「帝君既有一十七世，則吾儕皆有一十七世。」「吾」是主人，「身」是客人，主則曠劫長存，不生不死；客則改形易貌，忽去忽來。周安士說：「今能參觀前世後世，則知福善禍淫，本是毫髮無爽，是能轉愚癡為智慧者，此一十七世之說也。識得此言真意味，何勞讀盡五車書。」
深信因果之理之後，為善自然想到必有身後之福，為惡則難有後福，像農人知道有來年的春天，所以會留著一些春穀作種子。人若知有來生，自然會修來生之福，不敢為惡。金銀財寶、家舍田園，人能奪去，死後自己也帶不去。學問才能、技藝智巧，人奪不去，死後也帶不去。帶得去，人又奪不走的，惟有修善與修福而已。
《陰騭文》，經過周安士的《廣義》，將文昌帝君垂訓世人的苦心，和盤托出，雅俗同觀，智愚共曉，使垂訓者與受訓者，兩無遺憾了。清康熙時代的狀元彭定求（佛門居士彭際清的曾祖父），從小日誦《感應篇》、《陰騭文》。考中狀元，作了尚書官位，還日日關於「板書」。而且一得空便恭書此文送人，題上「元宰必讀書」。同時加注聲明，並不是說讀此書，就可當狀元宰相，但是狀元宰相決不可不讀此書。
周安士為每一句《陰騭文》，廣引經史子集傳記，證明戒惡行善的果報，並以大量的佛經事理，講明因果的究竟處，如唐孫華〈廣義序〉所云：「掃盡迂腐之庸談，大破管窺之陋說」，若熟讀再三，當會首肯「識得此言真意味，何勞讀盡五車書」，所言確實不虛。
【前期連結】略談《陰騭文廣義》的發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