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者堪用的器具，一器要精良，全看沉潛功夫。朱銘，原是民間雕神桌工匠，年長後不甘平庸於世俗，用心將雕塑藝術化，然後鼓起勇氣，將作品呈給雕塑大師楊英風。經大師指點，朱銘一心遵循教誨，歷經八年的學習提拔，青出於藍，楊英風甚為欣慰。師不必賢於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師，故能成器。

游藝而成器

子貢在孔門受教多年，想評量自己的學習進程，一日他問夫子：「賜也何如？」孔子說：「女器也。」子貢知夫子要弟子學「君子不器」，若只成一器豈非還未入門？所以他立刻加問：「何器也？」孔子說：「瑚璉也。」是宗廟大器啊！

「賜也達，由也果，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這三位弟子自入孔門皆能沉潛悠游於六藝，故能成器。子貢人情練達，子路辦事果決，冉有多才多藝，於從政何有困難？

依仁而不器

器大者成大事，器小者致遠恐泥。孔子教學，首要門人學習六藝，成有用之器。繼而勸人不可畫地自限，不以成器為滿足，還須提升到「君子不器」。君子以群體利益為念，一人一個病，一人一個需求，若不熟悉百工技藝，如何能「安人」？一事不知，儒者所恥，心中有仁為根者，視人如親，想厚以待之，必不會得少為足，自然願廣學多能以安眾，漸漸塑造出「不器」的大才。

試看孔子何以「多能鄙事」？他十五歲立志學習修己安人之仁學，禮樂射御書數非精不可，一者可安邦定國，再者可設教傳學。若眼光短淺，僅圖個人名利，即使精通六藝，也只是多具才器的能人，少了「仁」的根本，所學才器無法安人心。北宋亡於宋徽宗，《宋史》說他沒有「晉惠之愚」，也不像「孫皓之暴」，卻「恃其私智小慧」，雖精通書畫，擅長樂律，因用心偏於一邊，排斥正直之士，愛用章惇、蔡京、童貫等「姦諛」小人。故《宋史》評論說：「自古人君玩物而喪志，縱欲而敗度，鮮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著以為戒。」徽宗熱中於多才多藝，於國政懈怠放逸，最後亡國辱身。孟子說：「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具才器而無高遠的理想，不可任高位。因位居大位，手握權柄，應有燮理陰陽，調和鼎鼐的本事，這非大器者難以承擔。

志道為法器

孔子見顏淵「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日子太清苦了，勸他何妨從政。有恩師大力推薦，享國俸祿，一般人何樂而不為？顏淵寧願「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以學夫子之道為樂。曾子，穿破舊衣服耕田，魯君要送他一塊封邑，說：「請以此修衣」，用這塊封邑的收入作些新衣服。曾子不受，魯君反覆派人來，曾子一再拒絕。曾子擔心「受人之物畏人」，拿人的手軟。孔子得悉後，說：「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曾參所言，可以保全氣節。

顏、曾二人，如何能視富貴如浮雲？這兩位是孔門「德行科」數一數二的大哲，自入孔門，即立志于心性之道，心心念念志于道，時時據于德，在道業德行中，仰之鑽之，獲得無盡喜樂。世間的榮華富貴，如浮雲幻影，怎能與心性之樂校量？顏、曾二人，精游六藝堪成大器，懷抱仁心，更提升為不器之資。因心志於道德智慧，深心體念孔子弘道的志業，故一心學道，立道而成道，最終能如孔子為天之木鐸，志願作個「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的法器。

嗣闕里遺音

儒以「尊彝」為宗廟貴重的法器，喻以道治國利天下之才。孔子困於陳、蔡，顏淵云：「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孔子笑說：「回﹗使爾多財，吾為爾宰。」能得孔子為宰輔，那顏淵豈非南面之才！惜乎，顏淵，不幸短命死矣。

曾子則老壽九十，一生修學有成，以弘毅的法器自期，終身講學，嗣闕里之遺音。齊、魯之間，學者多出其門，故後學獨稱「曾子」。《論語》一經，除孔子之外，稱子而不稱字者，唯有曾子，堪稱傳法之器。

　　　　

【前期連結】論語的「能近取譬」．八